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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都会有台风光临上海，就像一位不请自到的客人。有的年头来得少一些，有的年头来得多一些。前些年里，台风一次一次光临，都给编了号。每年第一次刮台风，叫第一号台风。第五次光临，叫作第五号台风。不少年头，都有十一号台风、十二号台风吹来。台风频频的这个年头，上海的盛夏往往是凉爽好过的，也就是说，台风在给人类带来灾害的同时，多少也恩赐一点福音。这能不能也说成是辩证法？今年以来，中国台风也跟国际接轨了，不再叫七号台风、八号台风，而是也给每次台风起了名字“桃芝、玉兔”什么的，名字挺新鲜的，可我反而记不住，今年来过几次台风了。
上海四季（4）
台风来的时候，狂风大作，一切都似在风声里发颤，排山倒海，遮天没地，怒号的大风在生气地撒着野，风声之大，犹如万马奔腾，地动天摇，劲风呼啸着，咆哮着，听着像马嘶也像狼嚎，如若挟带着暴雨，那情景，就更让人惊骇得不知所以。
1997年8月上海的大台风伴着雷雨，我是在纽约的电视新闻里看到的。那几天，一边坐在电视机前关切地看故乡上海台风掠过后的灾情，一边又在荧屏上观看戴安娜王妃和她的情人
小法耶茨在游艇上度假欢娱。很快，上海的台风刮过去了，但是戴安娜王妃和小法耶茨的死亡，却在我心头留下了台风横扫般的印象。
也许，大自然的天有不测风云，和人世间的世事难测，确实是有着某种联系的吧。
哦，台风。
（2002年12月）
永留记忆的旅途
这一天，有三个人匆匆忙忙地走出四大寨。他们必须在早晨九点以前赶到公路边，才有可能搭上招呼车，去往紫云县城。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傍晚之前，赶回贵州中部的小城市安顺。
这三个人中，有一个是我，26岁；还有一个是后来频频在国际上获奖的著名导演谢飞，33岁。那个时候，他仅是北京电影学院的一个青年教师；另一个人是向导，公社派他为我们
带路，保证我们在九点之前赶到山区的公路边。如果走大路的话，三十六里地，我们绝不可能按时赶到的。只有抄近路，才能确保我们在九点以前赶到。再有两天，就是1976年的元旦，当天我们不能到达安顺，谢飞就会误了回北京的飞机，而我，还不知道哪里去过元旦呢。
我们是在清晨七点三刻，吃完早饭上路的。因为时差关系，此时，在四大寨，也只不过是天蒙蒙亮而已。
四大寨是很出名的一个苗族寨子，可就是太偏远了。这地方地势险恶，到处都是高山陡坡，悬崖绝壁。我们去那里采访、体验生活，主要是因为那里有一个土皇帝小罗山设在狗场屯上的王宫废墟。那一个多星期，险峻大山里的安宁、静寂、废荒的滋味，我们可是尝够了。
沿着七弯八拐的茅坡小路，我们脚下一点也不敢松懈，跟在向导后面，疾如旋风般走着。一个小时十五分钟，就是在平地上走二十多里地，也是十分紧张的。
紧赶慢赶，我们终于在九点过二分赶到了公路边，等了十几分钟，也不见招呼车开来，却被一个牵牛扛犁的布依族汉子告之，招呼车九点没到就开过去了。怎么办呢？向导完成了任务，要回四大寨去。而我们，靠步行，要走四十里地，才能到达紫云。按正常速度，四十里山间公路，得走四个多小时。不走也得走，我们就上路了。大约走了二十分钟，身后来了几辆运送谷草的马车，我们和马车夫一商量，如释重负地搭上了马车。
坐上了马车，倚躺在松软的谷草上，躯体舒展了，但我们的心情都是不轻松的。谢飞这次专程从北京来插队的山乡找我，是读到了我的Chu女作《高高的苗岭》，想把它改编成电影。消息传出去，却不料一些管知青的人，不同意这件事。在他们看来，写一部电影是多么重大的事，怎么能让叶辛来改编。谢飞和他们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在他们没有同意的情况下，我们写出了剧本初稿，而且一齐跑到四大寨来了。这件事的结局如何，还没定论呢！躺在谷草上，我又忧郁地提起了这一话题，谢飞安慰我说，这部电影总是要拍的！
那一天中午，我们的马车到达紫云；傍晚，客车把我们送到安顺。第二天来到省城贵阳，我们就分了手，各奔东西了。
尽管谢飞很乐观，在1975年朔风凛冽的严冬，电影终究还是没有拍成。《高高的苗岭》最终改编成《火娃》搬上银幕，是翻天覆地的1976年过去以后的故事了。但是和谢飞一起，从四大寨赶出来的那段旅途，却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之中。
（2001年7月）
第三部分
我的心愿在山乡
每当我在电影院里看到山区的画面，每当我在电视屏幕上看见云罩雾绕的山岭，每当我在画报上欣赏到郁郁葱葱的山峦，每当我在小说中读到对山乡的描绘，我的身心都会在瞬息间油然升起一股难以言说的感情。是依恋、是感慨、是惊喜、是悲叹可以说什么都有一点，也可以说什么都不是。原因很简单，只因我的青春岁月，我从青春步向中年的整整二十年春秋，是在云贵高原的大山里度过的。那千山万岭盘绕回旋的景象，那无数支岭支脉组成的山的世界，同样有春潮、夏泉、秋雨、冬溪织成村寨上的四季。而世世代代栖息在大山世
界里的村民们，同样有着人世间的悲欢离合。
他们日出而作，他们日落而息，他们看似无所求，可他们一年四季都在默默地耕耘。求得只是风调雨顺，求得只是秋后的收获，以把人世间的这一份日子，打发得稍稍顺当一些。但是老天爷仿佛特别爱同他们开玩笑，命运也好像特别爱作弄他们，多少个世纪以来，苦难总是陪伴着他们，贫穷总是陪伴着他们。三十年前，我去插队落户的年月里，他们孜孜以求的，就是两个字：温饱。三十年后的去年初春，我又走进了大山的腹地，我又踏上了山寨的土地。在高高的山巅上，眺望那万千山峰指天戮云而激溅起来的大海，我既为这一片土地初步脱贫而感到欣慰，又为它那明显地闭塞、蛮荒造成的落后忧郁
哦，在告别20世纪的时候，在告别人类的第二个千年的时候，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让这一片土地尽快地摆脱贫困，让这一块浸染着各族人民无数汗水和血泪的土地，尽快地富裕起来。
从80年代开始，富于幻想的云贵高原上的人们，就曾在报刊、广播、电视里呼唤过建设“公园省”、“公园高原”的理想。在新的世纪、新的千年来临的时候，在全国上下都形成开发西部共识的时候，我觉得这一理想正是付诸实施的时机。由于职业的关系，我曾去过濒临热带的马来西亚山地，去过朝鲜的金刚山和妙香山，去过斯里兰卡岛国的山区，去过日本北部的山谷，去过北美加拿大和美国西部的山区，在观赏世界各国的壮丽景观时，我在赞叹之余，总还隐隐地有着一股似曾相识、故地重游的感觉。这一感觉是怎么来的呢，后来我终于明白了，原来世界上的山山岭岭虽说千姿百态，却又百变不离其宗，山和山之间，总是相像的。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我由衷地感到，“公园省”，“公园高原”不仅仅是云贵高原的理想，它还应该是我们这一代人在新的世纪可以看到的现实。
我的心愿在山乡，在高原上未来的伊甸园。
（2000年12月）
流动的青春河（1）
不知不觉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经整整三十年了。
近年来，不断地有人发来请柬，让我参加编撰和知识青年有关的丛书；不断地有人来约稿，希望我写一些和当年的上山下乡有关的文字；不断地有人送来一厚叠的电视剧本，让我读一下这些准备投拍的、接近完成的本子，写的都是知识青年们的故事。仅近半年多，光这样的本子，我就拜读了近百集。
有关知识青年当年的故事，有关知青返城后的沉浮，有关美丽女知青坎坷命运及恋人的故事，有关知识青年的子女们和他们的父母间的故事，还有侧重写今日的知青子女在都市里闯荡的故事。
一切迹象都在提醒我，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中国发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并没有从人们的记忆里抹去。有些剧本和丛书的编撰者则开宗明义地宣称，他们今天提起笔来描绘充满苦涩和辛酸的往昔，就是为了纪念插队落户三十周年。
三十年了。真是人生易逝，弹指一挥间。
读着这些充满感情的文字，看着一部又一部描述往昔岁月的剧本，不由得我一次又一次地扪心自问：是啊，这一段历史是翻过去了，很多很多今天的少男少女，已经很难理解我们经历过的那段貌似奇特的生活。我接到过几次电话采访，问出的一些话题，不得不引起我的思索。比如有一个问题是，曾经上山下乡的知青，究竟有多少人数？为什么有的说一千四百万，有的说一千八百万，有的则号称三千万？又比如还有一个问题是，描绘女知青遭受凌辱的故事，是不是为了迎合今天市场的卖点？
当然，提出这些问题的记者很年轻。但是，时间仅仅只是过去了一二十年，事实却令人产生如此大的误解，这一现象本身就让我愕然。除了尽我的可能作了回答和解释，又不得不引起我的沉思。那么，这一段难以忘怀的岁月，究竟留给了我们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重复地、喋喋不休地有时甚至是不厌其烦地去回顾以往，在今天究竟还有些什么样的意义可以探讨呢？
有人说：知识青年，是20世纪中国史册上一个无法抹去的凝重印记。
有人说：沉浸在知识青年们的如烟往事中，是一辈子也走不出那条青春河。
有人说：频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