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强大的势力”。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汉娜喜欢这本书。正像她在写给夏洛特的信中说的：“经过对希东尼亚身上所具有的民族高尚品质的认真研究，经过使用很多支持他们解放的论述，他很聪明地描写了众多我们似曾相识的事件，人物的刻画也很到位我已经给他写了张便条，表达我们对他的精神产品的赞赏。”
如果《科宁斯比》暗藏着对列昂内尔的歌颂，那么《唐克雷德》（Tancred）就是在歌颂他的妻子。对伦敦景物的描写再一次充满着对罗斯柴尔德的隐喻。我们参观了一次“西昆大院”，还去了希东尼亚豪华装修的房子。另外，还有一个明确的影射是希东尼亚为获得一条被称为“伟大北方”的法国铁路所做的努力。再一次，希东尼亚成了迪斯雷利理论的代言人——这个理论现在被用来重新定义基督教本质上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或者说是犹太教的发展：
我相信（希东尼亚宣称）上帝在何烈山对摩西说过，而且你们相信他以耶稣的身躯在卡瓦利山上被钉在了十字架上。至少在世俗的观念上看，两者都是以色列的子孙，他们用希伯来话对希伯来人讲。先知只有希伯来人，使徒也只有希伯来人。亚洲现在已经消失的众多教堂由一位土生土长的希伯来人建立；罗马的据说要与世长存，而且现在改为信奉摩西和基督的教义的教堂也是由一位土生土长的希伯来人建立起来的。
然而，是埃娃这个人物按照这些线索发表了最勇敢的宣言。作为一位叙利亚犹太人的公主，表面上看她的身上很难找到夏洛特的影子；然而，对她的外貌的描述显示她给迪斯雷利提供了某些模型。同样，尽管夏洛特的观点似乎不大可能带有埃娃的影子，但我们也无法排除这一点。比如，她具有罗斯柴尔德式的对异族通婚和变更信仰的深深的厌恶。“希伯来人从来没有与他的征服者融合，”她大声地说道，“不，我永远也不会成为基督徒！”相似的，迪斯雷利所喜爱的主题——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共同本原——也在她的书信中有所表达。“你是那些崇拜犹太女人的法兰克人中的一员吗？”埃娃第一次（在圣地的一片绿洲中）碰到唐克雷德时问道，“或者是那些辱骂她的人中的一员？”她提醒他，耶稣“是一位伟大的人，但他是一名犹太人，而你崇拜他。”因此“基督教界一半的人崇拜一位犹太女人，另一半崇拜一位犹太人”。埃娃用另一个罗斯柴尔德式的句子询问唐克雷德：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28）
“欧洲最伟大的城市是哪一座？”
“毫无疑问，我的祖国的首都伦敦。”
“那里最有名望的人是多么富有，告诉我，他是基督徒吗？”
“我相信他是一位跟您有着共同种族和信仰的人。”
“那么，巴黎呢？谁是巴黎最富有的人？”
“我想是伦敦最富有的人的兄弟。”
“我对维也纳非常熟悉，”这位女士说，脸上带着微笑，“恺撒给我们的同胞封了帝国的爵位，因为，公正地说，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帝国用不了一个星期就会分崩离析。”
迪斯雷利没有考虑夏洛特的地方是他设计好的（对于他同时代的人来说显得很过分）辩论，说在“基督受难时提供牺牲和祭礼”方面，犹太人“完成了上帝仁慈的意愿”，而且“拯救了全人类”。她也没有接受他的说法（通过女巫的口）：“基督教是完善后的犹太教，或者什么也不是要是没有基督教，犹太教也就不完整。”
在迪斯雷利的小说中提出的这些争论，表明了迪斯雷利对罗素的限制权利法案的态度。他在第一次辩论前两周，告诉列昂内尔、安东尼以及他们的妻子，他准备好了要支持这个法案，但是对托利派的条款，“我们必须主张我们的权利，不是为了什么特权，而是为了良心的解放”。这使得围坐桌前的自由派人士不知所措：路易莎描写迪斯雷利用“他那奇特的唐克雷德似的条理”侃侃而谈，而且“怀疑他是否有勇气以同样的方式对议会这样说”。他确实说了。夏洛特起初对此相当热心。“没有谁可以，”她在1848年3月告诉德莱恩，“在用伟大的机智权利、智慧或创造性来表达自己的方面超过我们的朋友迪斯雷利。”
批判“风暴”
迪斯雷利面临的问题是小说的销售情况相当糟糕，几乎是个灾难，而现实的政治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就在差不多一年以前，他和保守党领导人本庭克分道扬镳，并取代皮尔成为了托利党的领导人；然而在支持罗素法案的过程中，他们又面临前后排议席分裂的危险英国议会中的惯例：前排议席为反对党领导人的专座，而后排议席为普通议员席。——译者注。开始时他们似乎谁也没有预料到他们陷入的麻烦程度会有多大。本庭克特别漫不经心，他在1847年9月告诉克罗克尔：
我相信我在投票时一直都站在犹太人一边。我说我相信，是因为我自己从来都不会费心去关心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种没有价值的事，而且很少关心我是怎样投的。我并没有把这个问题看得与罗马天主教的问题有多大不同，这些问题我从来没有当成是国家应该关心的大事我把犹太人事务看成是个人的事务，就像是巨额的个人财产或者是离婚法案像影响罗马天主教的问题，对于保守党来说，这个问题仍然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我可能会投弃权票，保持我自己一贯的支持犹太人的立场，但又不得罪党内的大多数人，我猜想这些人将会站在对立面。迪斯雷利当然将会热诚地支持犹太人，首先是由于以前先入为主的支持他们的印象，其次是因为他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是伟大的盟友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所有人在个人特点方面都很高调，而且伦敦市已经选举列昂内尔·罗斯柴尔德作为它的代表之一，在公众声音方面是这样一种情况，因此我认为党作为一个党派继续与犹太人作对，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29）
至于说迪斯雷利，他在11月16日信心满满地向本庭克和约翰·曼奈斯保证：“风险不是很大，而且在明年之前也不会交锋。”
两人都抱有很大的希望。事实上，只有另外两名保守党人在提案投票时加入了他们的行列（米尔尼斯·加斯克尔和——很可能是一名转变了信仰的人——托马斯·巴林）。以那些顽固的守旧分子为首，比如罗伯特·英格里斯爵士，投反对票的不少于138人，使该党又陷入了新的混乱之中。“当迪斯雷利宣称那些用十字架钉死耶稣的人和在耶稣被钉死前跪在他面前的人之间没有差异的时候，我是否应该为他欢呼？”奥加斯塔·斯戴福特要求进行澄清。本庭克辞职，把他现在称之为“没有罗马天主教、没有犹太人党”的领导职位留给了史丹利爵士。这就很好地理解了为什么迪斯雷利随后在下院辩论时调整了自己的态度的原因：最重要的事情是，当时受到如此广泛关注的一位人物从此以后好像“良心被狗吃了”，并没有悄悄地放弃他对恢复犹太人人权的全部支持。对于他的行为最常见的那些批评——特别是来自于夏洛特和路易莎的那些批评——是不公平的，因为迪斯雷利继续投票并偶尔还会站在他1847年时候的立场上发表讲话。一个无法宽恕的情况当然是他那段时间对列昂内尔的经济依赖避免了出现180度转变的情况，这是夏洛特一直都心存疑虑的。1848年5月还出现了另外一次她与玛丽·安娜之间的尴尬情况，因为玛丽·安娜谴责列昂内尔不回复迪斯雷利的信函。这些情况暴露了“她的丈夫还深陷在债务之中，正被放债人拼命追讨，哀求我的丈夫给予帮助和支持”。在两位女人再一次交锋之后，列昂内尔决定另外再借给迪斯雷利1000英镑。
皮尔派保守党阵营也出现了分裂。当罗素在1847年12月提出他的提案时，另一位表示支持的是皮尔派的一位刻板的高教会派被保护人格莱德斯通，他以前曾经是恢复犹太人人生权利的反对者。尽管他发现这个决定“很痛苦”（并且在他的日记中提到了这个事件可能迫使他离开国会的想法），格莱德斯通的逻辑还是相当严谨：下院已经接受了天主教、贵格教会、摩拉维亚人、独立派、一神教，地方政府已经接受了犹太人，因此，继续对犹太教国会议员进行限制就显得自相矛盾了。皮尔后来在1848年2月的辩论中也表示支持，在“表决”时，其他的9位支持者也加入了进来。但是，他们的同僚古尔本——以前做过皮尔的秘书——发言表示反对，因为他把选举一名没有资格的候选人看成是对国会一次革命性的挑战，得到了另外40名皮尔派议员的附议。在二读的时候，皮尔派再次分化，29人赞成，43人反对。然而，托利党人和皮尔派的反对票没有达到阻止罗素提案的目的：在一读前就以67票的多数获得了预审通过；二读又以73票的多数得以确保；三读得到61票。
但真正的挑战是在上院。在进行了比较缓和的劝说后，一部分辉格党人表示支持。然而，与考茨这样的银行不一样，相对来说，罗斯柴尔德家族拥有的贵族债务人很少——爱利丝贝瑞夫人是一个少见的例外，因此，他们在这个领域里能够采用的手段受到了限制。像德万希尔公爵和蓝斯丹尼侯爵这样的辉格党显贵可以算上，而伦敦德瑞侯爵在1848年初的时候也被争取了过来，但奥尔福德伯爵已经在于贝德福德公爵家里见到汉娜时，告诉过她自己反对这个提案（尽管他向她保证列昂内尔最后会“赢得”胜利）。阿希利勋爵——未来的萨夫兹伯里伯爵——在当时主要负责那些最重要的社会立法工作——是另一位反对者。在那些主教中，完全可以预见到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