姆斯决定接下来。对于霍拉兹·兰道在克里米亚战争一触即发之际被派到君士坦丁堡作为罗斯柴尔德的代理这件事来说，他们选择了一位能干的谈判高手。当土耳其在1855年发现他们需要更多的资金时，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准备停当，而且已经恭候着了。
1855年2月，在战争的短暂休战期间，兰道很有技巧地开始编织他与苏丹的大臣福阿德·帕夏以及西方外交家之间的关系，提出新的贷款建议，这一次由法国和英国做担保，而与此同时，预先向政府提供一些小额的无担保贷款——这是经典的罗斯柴尔德战术。到8月份，罗斯柴尔德伦敦公司通知兰道，那500万给土耳其的贷款已经由英国和法国的保函进行了担保，因此，允许提供更多的慷慨大方的条件给对方，这些条件好过了人们的想象。不久，战争宣告结束，阿尔方索立即受命动身前往君士坦丁堡，探讨在那里设立一家新银行的可能性，然而又受到了来自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英格兰小银行（这一次是拉雅兹）的竞争。不过，1857年经济危机的爆发——同时又意识到土耳其金融所潜伏的危机比当初所预计的要大很多——导致了次年其从君士坦丁堡的撤退。尽管兰道同意继续提供一些小额的无担保贷款，但这种“土耳其的国家银行可能会变成罗斯柴尔德银行的分行”的观点（这是《时报》1857年时的说法）纯粹是无稽之谈。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二章 动荡的年代（22）
奥地利在克里米亚战争之中未发一枪。然而，由于与俄罗斯因多瑙河公国所造成的紧张气氛，奥地利仍然必须做大量的备战工作，而且由于其金融和货币体系在1848～1849年十分脆弱，造成的影响与其全面参战对法国经济的影响相当（就算是不大于的话）。如表2…1和2…2所示，奥地利债券事实上受战争影响所造成的破坏程度比法国要高；而奥地利出现的支出上涨只是一点点，尽管它执行的是不干涉的政策。这只是一场金融衰退悲剧的第一幕，它在很多方面为1857年后几十年间降落到奥地利的各种灾难埋下了隐患。过去和现在的军费开支占据了奥地利预算的大部分，以至于防务费用和偿债花去了预算总额的60％～80％。尽管对改善经济状况做了很多尝试，但现实的军事危机使所有这一切都无疾而终。税收水平抬高，国家资产变卖，但奥地利政府还是得靠借贷来维持它的开销。当它从国家银行借出短期贷款，货币——1848年与白银脱钩——又出现贬值：在1853年和1854年中，基尔德汇率从低于面值9％贬值到了低于面值36％。当政府从一个已经很脆弱的债券市场借入长期贷款时，其结果是挤出了私人投资。在1848～1856年间，奥地利政府总共欠下的公共债务从11亿基尔德上涨到25亿基尔德，年平均增长约8000亿，但是存在异常的波峰，比如19世纪50年代中期的情况。长期的财政大出血和货币政策因此搅和在一起，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导致了税基的萎缩，使这种螺旋形下降的循环一直持续着。
有什么办法来弥补吗？1851年11月，奥地利财政部部长克劳斯给詹姆斯写了一封信，在信里说了很多伤感的话，请求得到詹姆斯的忠告，要求他为现实的状况提点建议。而在一封公开的信里，阿波尼敦促詹姆斯“不仅仅是点拨一二，而是高擎火炬引领我们前进，尽你一切所能，让我们摆脱这些货币废纸所带来的所有困扰”。詹姆斯和他的合伙人们尽了自己的努力。尽管罗斯柴尔德家族有足够的理由在1848年后就关闭维也纳公司，但他们不仅没有这样做，安瑟尔姆反而开始重建其父亲过去所建立起来的一切，而根本没有理会那种失败的可能性。这是一项出力不讨好的工作，由于安瑟尔姆的妻子坚决不愿意到一个她不喜欢的城市居住，使得这个问题更加难办。安瑟尔姆显得十分孤独，他在这个计划最开始的时候，跟随着他父亲的脚步：前去探望已经返乡的梅特涅，根据皇帝的喜好进行公共捐赠，甚至以一种遮遮掩掩的态度支持奥地利的对外政策。但是安瑟尔姆总是无法从他父亲失败的噩梦这一记忆中走出来，对他拯救奥地利金融的所有努力，人们不难想象，全都充满着注定要失败的悲壮。当安瑟尔姆在1853年12月拜访梅特涅的时候，他脸色凝重：
安瑟尔姆说奥地利的金融状况正不可避免地陷入危机之中，除非我们走运，正好使用了避开它的正确方式他宣称他们曾经期待赫尔·鲍姆伽特纳，继克劳斯之后出任奥地利财政部部长能有一些高明的决策，但鲍姆伽特纳对现实情况没有正确的认识，并不胜任他的工作这次谈话被努恩希欧的来访所打断。安瑟尔姆起身告辞，当我送他到门口的时候，他对我说：“你记着我的话，我们处在危机的前夜；如果没做什么努力来改变它的话，新年到来之前我们就将面临危机！”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二章 动荡的年代（23）
然而，也有一些成功的事例使罗斯柴尔德在维也纳的影响力得以维持，虽然这些影响以一种更为模糊的形式出现。在1852年，伦敦和法兰克福银行联合为奥地利政府发行了价值350万英镑利率5％的债券。1854年4月，面临着货币遭抛售的危险，奥地利政府再次找到了安瑟尔姆，安瑟尔姆尽力说服了其他地区的银行参与到提供另外的3400万基尔德信贷的行动中，尽管其中几乎半数来自于福尔德。
简而言之，直接或间接因为克里米亚战争引起的债券发行大部分由罗斯柴尔德家族处理。表2…3（只给出了伦敦银行的数据）提供了一个总体的情况。
表2…31850～1859年间由N·M·罗斯柴尔德公司发行的主要债券
年份
国家
发行面值（英镑）
利息（％）
单价（基尔德）
1852
奥地利
3500000
5
90
1855
英国
16000000
3
100
法国
30000000
45或3
8946或6323
土耳其
5000800
4
10262
1856
英国
8890000
3
90
英国
5400000
3
93
1859
奥地利
6000000
5
80
资料来源：艾耶尔，《金融世纪》，第42～49页
在所有这些大国中，普鲁士在克里米亚危机中所起的作用是最小的，因此我们看到英国代表团在巴黎大会期间要求将它排除在和平谈判之外。然而，普鲁士在此期间的开销事实上也出现了非常剧烈的上升：它在1857年的总支出比10年之前增加了大约45％。尽管与奥地利相比，普鲁士拥有更加强盛的收入源泉，但它还是需要借贷。在这里，罗斯柴尔德家族也能够建立起他们的金融影响力。早在1851年的时候，詹姆斯亲自到柏林与普鲁士财政部部长保德史威瀛就新发行4％面息的债券举行过会谈。
罗斯柴尔德家族与柏林的关系在19世纪50年代早期因为由俾斯麦引发了关于日耳曼联邦的长期存款（“货币堡垒”）与法兰克福银行的一场愚蠢的口舌，而遭到了某种程度的破坏。作为普鲁士在联邦里的代表，俾斯麦把尽可能搞乱他的奥地利同事图恩伯爵的生活当成了自己的任务。图恩建议联邦应该向阿姆斯洛借款26万基尔德，以保障货币堡垒的安全，作为日渐没落的海军军费，这给了阿姆斯洛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所涉及的款项金额微乎其微，而真正的问题是重新建立的联邦可以按照过去由奥地利主导的方式来运行。但还没等到作为会议主持人的图恩取得（在1851年1月）支取首期预付款的允许，俾斯麦就马上宣布普鲁士认为这是违法使用联邦资金（尽管事实上拟议中的资金并没有真的从货币堡垒中提取）。让阿姆斯洛感到害怕的是他发现自己身不由己地深陷于来自奥地利和普鲁士代表舌战的焦点之中。
图恩威胁要把联邦的业务转给另一家银行，俾斯麦说他要将普鲁士代表团的账户转到贝斯曼。尽管阿姆斯洛为取悦俾斯麦已经做了很大的努力，尽管通过俾斯麦的副手威泽尔发出了明确的不支付这笔钱的指示，阿姆斯洛还是感到自己几乎没有回旋的余地，只能接受图恩指示，因为是正式的指令。双方在这场争执中所爆发出来的浓浓的火药味可以从图恩1月12日给希瓦曾伯格的信中看出来，在这封信里，他谴责普鲁士采取了向犹太人乞怜这种令人不齿的卑劣手段来对抗议会。
我觉得他们的行动已经使局势非常危急，任何谅解和讲和都不再可能。议会自然不能接受这样的局面，如果罗斯柴尔德仍然不同意支付这笔钱，我不可能让这件事再摆上24小时，就算战争成为无法避免的结果也在所不惜。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二章 动荡的年代（24）
“我承认，”图恩在写给俾斯麦的信中这样说：“只要我活着一天，想到它我就会脸红。当威泽尔给我看你们（发给罗斯柴尔德）的抗议信时，我为我们共同的祖国所遭受的耻辱而像孩子一样号啕大哭。”俾斯麦的回应同样精彩：
如果真的如你所说，议会由于与犹太人的争吵而被拖进了泥沼，那么这根本不是我们的错；有错的是利用议会的业务通过指令与犹太人联系，而且是一种违宪的方式，将犹太人手里的钱从他们本来已经确定好的用途上改变过来。
对于阿姆斯洛，俾斯麦在他给普鲁士首相冯·曼图菲尔伯爵的报告中是这样描述的：非常“希望取悦奥地利政府，无所不用其极收到奥地利代表团的每笔汇款，他都会马上通知普鲁士驻议会代表团”：
在某个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