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阿姆斯洛，俾斯麦在他给普鲁士首相冯·曼图菲尔伯爵的报告中是这样描述的：非常“希望取悦奥地利政府，无所不用其极收到奥地利代表团的每笔汇款，他都会马上通知普鲁士驻议会代表团”：
在某个场合，图恩伯爵确实告诉过我，在我接到对那个决定的正式通知前，罗斯柴尔德的银行已经得到付款的指令。罗斯柴尔德银行对我们这个抗议的所作所为，使我不再理睬住在这里的罗斯柴尔德先生的任何邀请，总体上希望他了解他的做法使普鲁士政府相当失望我不得不这样认为，现在迫切需要中断普鲁士驻议会代表团与罗斯柴尔德银行迄今建立起来的关系，相关的业务应该转到此地的其他银行。
图恩和俾斯麦事实上都过高估计了自己的能力。图恩因为草率地开除了一名供职于联邦财政部的普鲁士官员——他也反对向罗斯柴尔德借款的提议——而遭到了希瓦曾伯格的训斥；而在柏林，保德史威瀛和海外贸易银行的总裁都明确指出，贝特曼不可能替代罗斯柴尔德家族，后者不仅持有海外贸易银行大量存款，而且还持有1850年普鲁士贷款的巨大份额。
这些理由俾斯麦应该清楚，尽管他是如此喜欢刺激图恩。俾斯麦总是能抓住政治中经济利己主义的关键。在解决海军争端（大家同意把军舰全卖了）的那几个月里，他完全改变了自己的腔调，此时他完全是以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立场讲话，反对由奥地利支持的法兰克福天主教徒提出的一项抗议（他们反对1848年和1849年通过关于授予居住在该城市里的犹太人完全的公民权利的法律）。当罗斯柴尔德法兰克福银行申请成为普鲁士朝廷的“御用银行”头衔时——曼图菲尔倾向于同意，因为“罗斯柴尔德会因此而在某种程度上从为改善维也纳的货币局势的热情中转变过来，而且会比较倾向于支持他们正在打算筹集的铁路贷款”——俾斯麦表示支持，以他特有的冷嘲热讽的口吻把关于海军贷款的争吵抛在了一边：
罗斯柴尔德家族从来没有犯过反对普鲁士的错误，过去所发生的只是在我们与奥地利之间发生争执时他们对奥地利方面的担心甚于对我们的担心。现在，由于我们不可能期望罗斯柴尔德家族恰当地表现出像“坚强的人和正义的愿望”这样的勇气，来抵御像图恩伯爵在这种情况下所造成的“错误从众”决定，而且，由于这个家族的其他成员已经对阿姆斯洛的态度道了歉——他们说他是老糊涂了——我认为，考虑到这个金融巨人所能提供的服务，他们这次所犯下的错误可以被赦免。
事实上，不只如此，他建议授予梅耶·卡尔普鲁士荣誉——三级红鹰勋章——目的是想争取罗斯柴尔德家族脱离奥地利。这引发了典型的中欧官僚辩论中的烂漫思维：如果这个荣誉授予的再晚一点，罗斯柴尔德所表现出的善意是否会更多一些？如果对勋章进行重新设计，以便能把传统的十字图案换成另外的图案，是否会更适合于犹太人？所有这一切的底线是普鲁士需要罗斯柴尔德家族：曼图菲尔否决了保德史威瀛的意见，授予了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御用银行的头衔，这让贝特曼很恼火，他仍然只是普鲁士的领事。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二章 动荡的年代（25）
这个做法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梅耶·卡尔随后马上暗示俾斯麦：“如果他能有机会按35％的利率来安排他的钱的话，他将会感到万分荣幸。”1854年春，当有迹象表明普鲁士也可能会被拖入战争的时候，曼图菲尔派他的顾问尼布赫去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就1500万塔勒thaler，德国15～19世纪的银币。——译者注的贷款进行了谈判。这项交易未能达成，尽管双方在海德堡（詹姆斯和纳特也赶来与梅耶·卡尔一起跟尼布赫谈判）进行了漫长的商谈，６月又在汉诺威再次举行了会谈。保德史威瀛成功阻击了把所有主要的普鲁士贷款的利息通过罗斯柴尔德法兰克福银行支付的提议。然而，梅耶·卡尔在1856年再次卷土重来，放出了700万塔勒的普鲁士新贷款。更重要的是，俾斯麦认可了以一种现实的态度来委托普鲁士利息支付的想法：“我们当然可以认为银行有自己的理由来提出这个建议，因为这个建议本身并不会在处理相关事务时把普鲁士的利益放在脑后。它的利益与我们的利益一致的这个事实，并代表我们忽视了自己的利益。”这个申请最终在1860年获得了批准，当时保德史威瀛已经离开他的职位。在其他方面，俾斯麦也维护着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利益。当对梅耶·卡尔获得红鹰勋章——这是第三次而且为二级，但是用椭圆设计替换了通常的十字架——的程序进行了特殊处理时，俾斯麦马上否决了对他过去曾擅自佩戴基督徒版的勋章的指责。1861年，詹姆斯也获得了普鲁士勋章。
到19世纪50年代末时，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确立了他们作为欧洲地区最卓越的政府贷款人的位置。英国、法国、土耳其、奥地利和普鲁士都通过一家或者多家罗斯柴尔德银行发行过债券。列在他们名单上的国家还远不止这些。那段时期的其他重要客户还包括比利时（尽管这里的业务与过去相比，必须更多地与新的国家银行分享），在这个领域，罗斯柴尔德家族很早前就有了考虑，希望通过资助教皇重返皇城而使罗马的犹太人得到承认。然而，谈判的艰难程度远比当初所预计的要艰难得多，因为梵蒂冈竭尽全力反对为贷款设定的条件基于正式的，哪怕是对犹太人最低限度的解放，尽管教皇确实单独向詹姆斯保证过，犹太隔离区政策将会取消。金融条款本身也很难达成一致。当卡尔准备在教皇返回罗马前只支付1000万法郎的时候，教皇想要的却更多。甚至卡尔希望这笔贷款用教会的土地进行抵押担保的要求也被拒绝了。
最后的条件——由詹姆斯自己处心积虑提出——出乎意料地慷慨，特别是在教皇有着破产记录和地位仍然十分不稳定的情况下。总体来看，在教皇返回之前（1850年4月），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购买了利率为5％的面值5000万法郎的债券，随后又分两期各购买了2800万法郎。其他的贷款在1853年（以95的价格购买了2600万法郎8％利率的债券）和1857年8月，当时的想法是把教皇的债务进行合并，并稳定罗马的货币。新的5％利率的债券在巴黎市场上市，总值1420万法郎——大约相当于教皇总债务（大约35000万法郎）的40％。罗斯柴尔德家族与教廷关系之间的矛盾之处是，只要圣座不改革它的金融体制，罗斯柴尔德家族就可以获取巨额的利润；但是，如果它不改革金融体制，似乎也就不会改变对犹太人的态度。在选择抵制梵蒂冈——因此失去他们对教皇对外借款的垄断——还是接受在犹太问题上的失败的两难之间，罗斯柴尔德家族选择了后者。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二章 动荡的年代（26）
罗斯柴尔德家族传统的金融控制无法达到的地方，除了俄罗斯——它有很明显的不被包括的理由——还有另外两个例外。一个是西班牙，它在1856年通过米勒发行了贷款，尽管人们一直都无法确定罗斯柴尔德家族是否有重新进入西班牙债券市场的打算，他们很早之前就从这个曾经偏好水银预付款的市场体系退出了。另一个更为重要的例外——尽管只算是部分例外——是皮埃蒙特·撒丁尼亚王国。
在1849年，詹姆斯曾经控制了对皮埃蒙特的巨额贷款，所采用的手法让野心勃勃的年轻金融家和政治家凯沃尔也甘拜下风。通过两次将奥地利人赶出意大利的失败的计划，使自己国家的负债增加了三倍的皮埃蒙特，自然成了罗斯柴尔德金融渗透的目标。当詹姆斯在1850年回来与皮埃蒙特财政部部长康斯坦丁诺·尼格拉谈判新的贷款时，凯沃尔只能以厌恶的心情干瞪眼。对于凯沃尔对尼格拉“很可悲地”依赖詹姆斯的批评，我们应该谨慎地解读：当时的情况是皮埃蒙特的信用水平是非常不理想的，因此并不是詹姆斯有意要打压其债券的价格。从另一方面看，詹姆斯看待皮埃蒙特时，毫无疑问与农夫看待一头瘦弱的奶牛是一样的，他要把它催肥，然后才可能挤奶。关于1850年的贷款，詹姆斯在给他的侄子们的信中很高兴地说道，那是“我迄今为止做得最漂亮的一桩生意”。除了25％的佣金，它本质上是一项未来的投资：对于新发行的总额为12000万里拉的5％利率的债券，詹姆斯以85的价格买断了2000万，同时同意代表该政府在巴黎出售6000万，余下的留在尼格拉的手里。事实上，詹姆斯很快就把头2000万中的一半多转给了都灵当地的银行家，剩下的打算留在手里等待皮埃蒙特的信用水平的恢复，他对此非常有信心。
凯沃尔的机会很快就降临了。1850年10月，他当上了农业、贸易与船务部部长，并在两个月之后对已经形成了的罗斯柴尔德垄断进行首次挑战，当时他听到风声说要发行新的债券（去偿还都灵中央银行垫付的对奥地利的赔款）。凯沃尔很急迫地希望为新发的债在法兰克福和维也纳找到买主，催促他的朋友德·拉·路去找戈尔德施密特和辛纳。“这会让我很高兴，”他宣称，“与那个卡我们脖子的犹太人玩点手腕。”随着凯沃尔在1851年4月被任命为财政部部长，他迎来了一个与罗斯柴尔德完全决裂的机会。当时凯沃尔所面临的政府的金融状况非常可怕：除了欠詹姆斯2500万里拉——这些钱是詹姆斯给尼格拉“输血的”各种短期预付款，他还面临差不多2000万里拉的赤字，以及总额6800万的其他债务。在都灵货币市场筹得1800万里拉来应急后，凯沃尔命令他在伦敦的领事寻找一家新的愿意为皮埃蒙特筹措巨额新债的银行。“我们必须不惜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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