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柴尔德家族·四部曲- 第70部分

　　　　因为他们独特的社会地位——处于犹太人社区的相对顶层，而且与欧洲贵族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罗斯柴尔德家族有时在谴责反犹太主义的时候并不只是谴责那些反犹太人的人，同时也谴责其他的犹太人。1875年，梅耶·卡尔告诉俾斯麦：“至于说反犹太人主义的思潮，犹太人自己也应该负有责任，对于现在这种混乱局面，完全归咎于他们的傲慢、虚荣和难以言说的无理。”用现代的眼光来看，这似乎是很让人吃惊的说法，它表达了一种对更为广泛意义上的犹太人社区的不忠诚，而这种情况初看起来似乎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成为犹太社区的世俗领袖的目标有着不小的冲突。而那名试图暗杀里奥的人（用纳蒂的话说）是“信仰跟我们一样的人”的这个事实，是非常关键的：在这个时期，犹太人内部之间的关系也非常紧张。

　　　　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给予了很大关注的两大集团是“新富阶层”（那些在罗斯柴尔德家族之后新富起来的犹太人银行家和商人）以及——可能更为重要的——“东方犹太人”（人数更为众多的东欧犹太人（主要但不完全是来自于俄国），其中的250万人是在1881年刺杀亚历山大二世所引发的屠犹运动以及次年颁布新的歧视法律后西迁的。按照过去的标准，格尔森·布雷希罗德被认为特别讨厌，尽管我们有理由认为梅耶·卡尔对布雷希罗德的不满起码有部分根源是由于他们在业务上不和。

　　　　在1880年11月转发的一封有关德国反犹太人主义的来自布雷希罗德的信函的时候，纳蒂告诉迪斯雷利：

　　　　毫无疑问，布雷希罗德本身就是引发犹太人迫害的原因之一，他那么频繁地为德国政府效力，以至于变得那么不知天高地厚，忘了自己其实只是“一颗被用来探路的石子”。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原因其中之一就是那些处于饥饿状态的波兰籍俄国和罗马尼亚犹太人的涌入。

　　　　犹太人同时还拥有半数的报纸，特别是那些反俄国立场的报纸我还听说冯·布雷希罗德夫人也相当令人讨厌，而且表现得很傲慢。

　　　　按照这些评论的意思，这些新的穷人在引发麻烦方面与那些“新贵”不分伯仲。

　　　　罗斯柴尔德对反犹太人主义的回应不只是（像杜鲁蒙特所指责的那样）要求警方提高戒备水平，并对他们的各处宅院设防，尽管发生了上面所说的暗杀企图之后，他们这样的做法也无可厚非。对于怎样才是转移或者减少反犹太人情绪的最佳办法，家族内部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一种观点。

　　　　早在梅耶·卡尔在世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就已经开始了慈善捐款，不仅是捐给他们所属的犹太人社区，还捐给非犹太人的“善心组织”，作为赢得社会承认的一种有意识的安排。有些证据表明，第三代的有些成员在他们生命中的最后几十年间有忽略这种传统的倾向。然而，年青一代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有意识地开始恢复这种做法，尽管在英国对公共服务和金融捐助并重；而且在所有的情况下，在传统的关注健康和教育之外，出现了新的为穷人提供住房的计划。

　　　　我们已经看到了费迪南德是怎样在他的妻子伊夫琳娜去世后以她的名义建立了一所医院。他的小舅子纳蒂也是身兼至少3家医院的总裁，爱德华国王七世医疗基金的财务部长和英国红十字会委员会的主席，同时还管理着在他的特灵土地上的，被他称为“两级健康服务”的计划。在法兰克福，梅耶·卡尔和路易丝在他们的长女科勒门汀去世后建立了科勒门汀共济女童医院，同时也为城里的公共浴室捐款。最终，他们未出嫁的女儿汉娜·路易丝管理了大量的公共基金，包括梅耶·卡尔·冯·罗斯柴尔德卡罗琳娜姆公共基金，一家专门的护牙医疗基金。维也纳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在这些领域做了大量的慈善捐赠：建造了一所综合医院、一座孤儿院、一所盲人学校以及一所聋哑人学校。内森尼尔留下了巨额的财富，在都柏林和罗森胡格尔为神经衰弱的病患者建立了疗养院，而且他在雷城垴的宅院变身成为了一家医院。而在法国，阿道夫在一名日内瓦的外科医生成功地从一名患者的眼部取出了一块被射进去的金属片后，在巴黎建立了一家眼科医院，而与此同时，亨利在马卡德特大街199号建立了一家诊所。教育也是捐助的重点之一（与在法兰克福为博爱所做的没有什么两样）。除了卡罗琳娜姆基金外，汉娜·路易丝还建立了卡尔·冯·罗斯柴尔德公共图书馆（这家图书馆后来占据了位于乌汶特门凯的罗斯柴尔德宅院）以及以宣传艺术为目的的安瑟尔姆·萨罗曼·冯·罗斯柴尔德基金。她的姐妹汉娜·马蒂尔德也是建立于1910年的新法兰克福大学的主要捐赠人。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一章　犹太问题（13）

　　　　另外，当时的另一个特点是，提供廉价住房变成了罗斯柴尔德博爱的另一个目标。在19世纪后期，出现了城市化进程提速的情况，其中整个欧洲大陆几百万人离开乡村涌入城市找工作。伦敦、巴黎、维也纳和法兰克福都面临这样的困境，虽然程度略有差异。尽管私人在住房上面的投资很大，但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无法不注意到那些遍布欧洲“东区”的“贫民窟”的那种骇人的条件：房主人们都有把尽可能多的人塞进自己房子里的想法，但是几乎没有人会想到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卫生条件（这最起码需要找到让建筑商和地产拥有人共同行动的方法）。罗斯柴尔德对此做出的一个反应，是通过他们自己作为地主的模范作用来建立一个样板。纳蒂、里奥和费迪南德也有意把他们在白金汉郡的地产变成现代家庭式社区的样板，为住户们提供改善后的居所、自来水、会所以及其他设施。但是这些私人福利方面的试验（与同时期那些很大的德国工业康采恩所采用的方法比较类似）在那些罗斯柴尔德家族没有土地的贫民区没有真正的可推广性。

　　　　解决城市问题的第一步由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874年迈出，当时成立了一家名为租房基金（后来的罗斯柴尔德救济基金）的机构，每年拨出10万法郎给巴黎各区的区长，用以帮助那些无力支付房租的贫困家庭。30年后，另一个更大的“致力于改善工人物质生存条件”的基金以1000万法郎的资本在第11区、第12区和第19区建设工薪阶层能够支付得起的居住区。这样的做法事实上是效法英国罗斯柴尔德的4％工业居住公司的模式，这个模式建立于19世纪80年代。

　　　　所有这一切都应该放到家族在犹太社区内以赞助人身份出现的开始做慈善事业的大背景下来看，尽管其间存在的差异并不总是很容易区分，这一点我们会在后面看到。在欧洲大陆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仍在继续建立专门的犹太慈善机构。例如1870年，詹姆斯·爱德华建立了伯克海滨医院，主要治疗骨科疾病。与此同时，埃德蒙重新改造了位于皮克帕斯大街的老犹太医院；除此之外，他和古斯塔夫各建立了一所新的犹太学校。在奥地利，安瑟尔姆于1870年在沃尔琳建立了一所犹太人医院。在法兰克福，不屈不挠的慈善家汉娜·马蒂尔德建立了一座犹太儿童之家，为患病的外国犹太人服务的乔金·萨拉·冯·罗斯柴尔德基金会，为犹太妇女服务的老年人之家（位于在热尔地区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老宅），在巴德·诺海姆的犹太妇女之家，同时还有一座为犹太穷人服务的位于巴德索登的疗养院，这是她在科尼格斯坦的夏宫附近的一个水疗城。在伦敦，犹太免费学校依然是最受关注的机构，犹太学院也是（只是受关注的程度稍低）。

　　　　然而，东欧犹太人的涌入带来了新的问题，而对于这些问题，那些老机构显得束手无策。不像大多数的非国教教徒，英国犹太人对于对非宗教教育的政府支持的覆盖没有太急迫的要求，原因是他们可以保持自己对宗教教育的公共控制。与此同时，纳蒂以及他的亲属抓住了对课外组织的需求。举个例子说，纳蒂的妻子艾玛为布雷迪街道青少年活动中心提供了年度经费的60％，而这个组织于1896年在怀特契佩尔建立，目的是让那些年轻的犹太男孩子不要去干坏事。她的儿子沃尔特为建立于1901年的海耶斯工读学校捐了5000英镑，该校是为年轻的犹太罪犯所建，这笔钱差不多占了支出总额的1/3。两年后，罗斯柴尔德家族和蒙特费奥家族联合建了一所类似的女子学校，并明确目标为改善处于工人阶级的女孩所受的宗教教育。这些努力所包含的精神实质可以从列昂内尔1905年6月28日在哈奇森工人子弟活动中心开幕仪式上的讲话看出来：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一章　犹太问题（14）

　　　　我们希望能照看隔壁邻居的年轻人，而且帮助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健康成长，帮助他们避开那些在大街上所受到的诱惑、那些来自于音乐厅和酒吧的诱惑。我们想慢慢渗透到这些孩子们的野心中，让他们为自己身为犹太人而自豪，而且也为自己身为英国人而自豪。（欢呼声）我们想要教会他们那种坚韧的如运动员一般的精神。

　　　　很难为文化的融合想出一个更加理直气壮的理由。正如纳蒂在1891年对联合公会委员会发表的讲话中所宣称的，“发展犹太社区的第一要务”是“使生活在伦敦东区为数众多的那些外国同胞英国化”。马克斯·彼尔波姆的漫画《泰特艺术馆的一个静谧早晨》暗示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理解“他们的外国同胞方面所遇到的困难”。画中的馆长“正在向一位委托人解释”一幅内容是关于身处一座犹太会堂内的一群东正教拉比的画所蕴含的“美好精神向往”。那名正在提问的委托人蓄着精心修剪的小胡子，头戴着高帽，手提文明棍，显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