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棍，显然是艾尔弗雷德，他看上去似乎并没有被说服（见图14）。
住房问题也期待着新的资助方式。在1884年5月，纳蒂应邀加入了贫民救济卫生委员会的理事会，专门致力于寻求为人口不断增长的居住在伦敦东区的贫穷犹太人佃户提供改善住房条件的方法，而伦敦东区，像斯比特菲尔兹、怀特契佩尔和古德曼斯菲尔兹这些地方，早在出现1888年碎尸者杰克的案件之前，就是臭名昭著的犯罪和卖淫之地。那一年为移民解决住房问题所迈出的第一步是建立了贫困犹太人临时庇护所，这里可以为单身男人提供最长14天的食宿，同时帮助家庭寻找住处。而由纳蒂领导的一家新的东区调查委员会也提出了建造更多永久性住房的建议——“租金在穷人能够负担得起的范围内的设施完备的住房”——主要通过建立以此为目的的住房公司，而这类公司在19世纪60年代得到了大力发展，甚至还得到了理查德·克罗斯1875年提出的《技工和劳工住房改善法案》的支持。纳蒂显然是受到了他垂危的母亲对这个事情的鼓励，他曾试图动员其他有钱的犹太人——包括列昂内尔·科恩、贵金属经纪人F·D·莫卡塔、克劳德·蒙特费奥和塞缪尔·蒙塔古——的共同参与，但是到最后，成立于1885年3月的百分之四产业住房公司的4万英镑股本金中的1/4，还是不得不依靠罗斯柴尔德家族（另外一个主要的赞助者是由罗斯柴尔德支持的犹太人免费学校，这个学校在两年后借了8000英镑给这个公司）。
百分之四产业住房公司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慈善组织：其公开宣称的目标是“用相当于每年所收资本4％的净红利的最少租金，提供尽可能多的住所”，而这种方式推出的公寓所表现出来的“骇人的功利主义”遭到了现代社会历史学家的谴责。然而，这种固定收益与那些纯商业性操作、以地主获取更高额回报为目的的做法之间的差异是巨大的，而且也可以看成是某种类型的补贴：这些公寓相对于它们所取代的那些贫民区毫无疑问是一种改善。在首批认购的消息公布后两个月，纳蒂在弗劳尔和丁街（位于斯比特菲尔中心区的商业街附近）以7000英镑的价格从都市工厂委员会买了一块地。这座7层楼的简朴建筑由犹太建筑师N·S·约瑟夫设计，1887年4月正式建成投入使用，并且以夏洛特的名字命名。建筑内部的户型非常紧凑，可以提供给228个家庭使用（住房477间）。公司继续在布雷迪街建了一座类似的建筑，而且在弗劳尔和丁街又购入了第二块地，在1891～1892年间建起了“内森尼尔公寓”。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一章 犹太问题（15）
当然，如果把所有这一切都单单看成是对于日益高涨的反犹太人主义情绪所做出的反应，那就大错特错了：作为犹太人，罗斯柴尔德家族将慈善工作看成是一种宗教义务，而且这种动力又由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主义风气而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我们仅举安东尼的女儿康斯坦丝的例子来说，她是全国女工联合会的总裁、女士行为规范组织全英妇女戒酒协会的行政管理人员、制止虐待儿童协会的活跃的理事，以及内务办公室委任的监狱监督员；这些活动是所有的自由党国会议员的妻子都会很乐意参与的。无论如何，像她的婶娘夏洛特一样，她对这一类的工作也是乐此不疲。她对于犹太人组织的参与也同样积极，甚至更为积极，例如犹太妇女联合会、穷人救济会女士联合访查委员会，以及犹太妇女防范及拯救工作协会（后更名为犹太人保护女童及妇女协会，这个组织的宗旨是拯救“失足妇女”，比如未婚妈妈和半公开的妓女，并防止其他工人阶级的犹太女孩走上同样的道路）。这是夏洛特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已经建立起来的一种活动模式，而且这种活动显然给她和康斯坦丝带来了一种与他们的男性亲人从“账房”中或者政治上所获得的成就几乎一样的满足感。艾玛也是一位“身不由己”的慈善家：在1879年，她有记录的个人慈善捐赠就不下400次，而且还在特灵地区办了177件“好事”，包括参与教会女童联合会、青年女子基督教协会以及特灵少年禁酒联合会。
当然，毫无疑问，这些工作存在某种“防御性”的考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表明可以依靠富有的银行家的自愿捐助来解决某些正在滋生蔓延的社会问题。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一点非常关键，因为越来越多的在政治上左倾的政治家认为，政府应该对收入和财富的分配进行直接干预；尽管新自由党人在世纪之交的提议比较温和，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与那时期的富人一样，普遍对任何直接税收的增加都表现出强烈的不满——特别是那些动机是针对提高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准而提出的税收。罗斯柴尔德的论据是“资本”必须免除税收，以便能够得到积累；只有这样，经济才能增长，也才能期待更多的就业和更高的薪水。作为回报，可以依靠富人在自愿的基础上
对保护穷人的切实需要进行捐赠。我们觉得值得在此稍作停顿，来对这个捐赠到底有多大作用进行一个大致的评估。阿尔方索的遗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因为他做了一个很大金额的慈善遗赠，总值大约为635万法郎，然而，这只相当于他免税留给他的儿子爱德华的罗斯柴尔德合伙股份（135亿法郎）的不到05％。当然，这没有考虑阿尔方索生前捐给慈善事业的巨额捐款，因此对于他的收入在这方面的支出所占比例的确定，还需要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无论如何，这总是反对高税收的保守派的论据中一个明显的弱点，这种说法认为，总体来说，私人慈善捐款在世纪之交的时候达不到传统的10％的水平。
具体到犹太人慈善事业的情况，当然还存在更进一步的动机：他们意识到应该加速对新近到达的东欧犹太人的“英国化”步伐。当然，不会再有像罗斯柴尔德家族及他们的那些表亲们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所能得到的那种快速融入当地社会的那些机会。不管怎么说，他们到达英国的时候本身已经相对富裕，而且也受到过良好的教育；而在19世纪到来的东欧犹太人中，绝大多数都是贫穷的工匠。在这个背景下特别令人心惊胆战的时刻是1888年的东区裁缝大罢工。对于纳蒂这样强烈的反社会主义分子，这种在犹太人社区内部爆发的严重的行业纷争让他感觉非常不舒服。他和塞缪尔·蒙塔古两人都急急忙忙站出来进行调停，希望能够在两边弥合分歧；尽管我们很难想象纳蒂对东区工人内部之间的关系能有多少了解。他们的干预反映了犹太精英们对扼杀任何在东区内部冒头的激进思想的迫切要求：在他们的面前已经摆着俄国这个活生生的例子——在那里对犹太人的任何迫害通常都在革命运动中假借着无数被夸大的事实。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一章 犹太问题（16）
批评家们有时候提出来的一种对罗斯柴尔德的善举的批评是，百分之四产业居住公司根本没有促进融合，反而是在鼓励建立新的犹太人隔离区。因此，有人指出在夏洛特·德·罗斯柴尔德大楼里95％的租户是犹太人，但这其实是一种误导。在1890年2月18日的董事会议上，大家一致同意在公司的布雷迪街住宅中，“力争达到基督徒租户对犹太人租户的比例实现33％～40％”。1899年，在公司的东汉姆项目中，预留了建造非犹太人礼拜场所的位置。“以使这个项目不再成为犹太聚居区”。根据1904年的数据统计，尽管夏洛特·德·罗斯柴尔德大楼居住的主要是犹太人家庭，但是位于斯托克纽温顿楼群中的那瓦林诺大厦1/3的租户却都是非犹太人。在1911年，公司的坎贝威尔项目（伊夫琳娜大厦）则根本就没有犹太人。
当然，解决移民引发的问题的另一个办法是停止移民。然而，当限制移民的这种想法首次在19世纪80年代浮出水面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以及他们的圈子立即就显得有些手足无措了。用罗斯柴尔德的建筑师N·S·约瑟夫的说法，“那些提出不接收的说法与那些主张驱逐的说法其实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当反移###动的倡导者阿诺德·怀特在1891年写信给纳蒂的时候，他对遭到立法院拒决（尽管不是没有资格）是这样说的：“我同意你的意见，外国人大量涌入，很有可能因为他们缺乏相应的能力和精神上的疾病的原因，使他们成为社会的负担，因此这种情况应该是最不受欢迎的，而且应该避免。我没有理由认为这些人大量来到这里就能够证明法律的公正。”无论如何，在世纪之交，保守党国会议员中认为需要对移民进行控制的人数越来越多，这种情况把纳蒂——已经是一位坚定的党员——置于了一个很艰难的境地。在1900年的选举中，纳蒂在他东区的机构支持两位候选人（代表斯特普尼的威廉姆·艾登·伊万斯·戈登爵士和代表怀特契佩尔的戴维·霍普·基德）的时候，就遭遇了很大的尴尬，因为这两人是限制移民理论的支持者。当肆无忌惮的攻击性竞选言论出现在《犹太新闻》上之后，他觉得有必要去东区的圣乔治地区打压一下联合党候选人托马斯·德沃尔。
在伊万斯·戈登的煽动下，移民问题被提到了皇室的一个委员会上，而纳蒂从来没有掩藏自己反对“拒收”的立场。作为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他当然是首当其冲被要求去作证的人。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包括阿诺德·怀特）特别提到说正是罗斯柴尔德的慈善行为像“磁石”一样吸引了移民，因此，他觉得自己有必要做出回应。纳蒂与委员会里的大多数人意见相左，他的报告提倡的是禁止“不受欢迎”的移民入境或者是将其驱逐，他对“不受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