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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指期货：就是以某种股票指数为基础资产的标准化的期货合约。买卖双方交易的是一定时期后的股票指数价格水平。在合约到期后，股指期货通过现金结算差价的方式来进行交割。从股票指数期货市场参与者的角度来看，股指期货主要有三种功能，即套期保值、套利和投机。
谢国忠：在其他国家，新增金融产品一般是增加流通，帮助市场提高效益。中国情况不一样，中国的流通没有问题，任何股票的流通都很大，这是跟其他国家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增加新的金融产品，主要是为了提供更多的出路，有人说中国的资金出路少，所以就多提供一些金融产品。但是，这并不是一个新的投资渠道，而是一个衍生产品，它是建立在现有的金融产品基础上的。
我觉得中国资金的出路问题，不是技术性的问题，它主要是宏观环境引起的，就是资本回报率普遍比较低，所以资金比较多。这样的问题不是靠技术能改变的。我觉得增加点这样的产品，总的效果是正面的，但是在宏观环境没有很大变化的情况下，它能起的作用有限。
近期股市不可能大涨
曾瀞漪：你刚刚提到宏观环境的变化，是不是觉得整个宏观经济的发展，推动不了股市向上呢？
谢国忠：中国股市价格并不低，已经很高了。从宏观来说，中国进入了通胀时代，所以货币政策趋向于收紧，但是收紧的速度比较慢，所以大家对进入资产市场还是很感兴趣。中国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政策不到位，利息低于通胀，还是鼓励大家去炒的。但不管怎么样，跟过去相比，货币政策已经趋向于收紧。而且现在中国面临着另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房地产的问题。这几年股市大起大落已经很多次了。但房地产每次要落的时候，政策都是出面帮忙的，所以在老百姓的心目当中，楼市比股市靠得住。我们看到收入比较低的人存好多钱去买房子，这样从资金上来说，股市就处于劣势，股市大涨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股票供求关系仍然被政府控制
曾瀞漪：从几年前的股改一直到现在推出了融资融券和股指期货业务，你如何评价中国这几年的股市改革成果？
谢国忠：这几年股市改革最大的成果就是全流通，给股市未来的健康发展铺下了一条路。以前的股票有很大的部分是国家持有，它不一定流通，就像过去人民币的外汇券、买食品的油票粮票一样。我觉得这个是跨出了一步，股票就是股票，应该一样地对待。
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市场机制还没有完全放开，就是在股票的供求关系上受政府控制，而不是市场控制。对于受监管控制的供求关系来说，领导认为股价低的话，他就不批上市或者配股了，这样市场的机制就被歪曲了。另外上市这条路也是审批制为主，我们谈登记制谈了那么多年，到今天还没有实现，这是下一步一定要跨出去的。股市要真正对经济发展起作用，要真正以市场为主，供求关系一定要由市场来定。政府的功能应该从控制供求关系变成保证信息披露的公平、准确，这是政府该做的事。
最大的问题是投资者不理性
有很多投资者，他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钱要投资的人，由于缺少相关知识和投资经验，他们在理解投资上面，还不够理性，往往将投资看成一种博弈。
股市的非理性博弈，给多数人带来坏处
自2008年4月开始，一场有关中国股市空与多、“救市”与“不救市”的论战激烈展开，作为“唱空派”的代表，谢国忠的观点遭到一大堆专家、学者和财经评论员的反击，甚至升级为财经媒体对其背景、动机的质疑。大家送给他一个外号乌鸦嘴，因为他总是放出悲观的论调。
但是也有投资者认为：谢国忠不是最有害的。信了谢国忠唱空的乌鸦嘴，最坏不过是踏空，少赚点钱；听了╳╳天天唱多，搭上去的就是真金白银，甚至全部身家了。
当人们听到谢国忠对于资本市场分析的时候，常常只会记得谢国忠说股市可能会到哪一个点位、楼市出现泡沫了。但是大家却忘了，其实谢国忠最大的前提和前后文的分析，是对整个经济形势的走势判断。
曾瀞漪：多年来，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际方面，你都在提醒大家注意中国股市和楼市的泡沫问题，应该多加小心。为什么人们都觉得，这样的分析是唱空？对于这样的意见，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谢国忠：有很多投资者，他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钱要投资的人，由于缺少相关知识和投资经验，他们在理解投资上面，还不够理性，往往将投资看成一种博弈。对待市场的上升和下探，他觉得是有人在唱好，有人在唱衰造成的，看两边力量哪边大就往哪边倒，还有更大的力量是政府。大家对基本的价值概念理解不透，觉得股票的高和低，是看绝对股价，比如说，一块钱股价觉得低，10块钱觉得高。其实股价是没有绝对价格的，它都是相对价格。我们有很多政府领导人都说，我们的股市才3000点，香港都20000点了，我们还是很低的，这个意识已经渗透到政府高阶层。但是时至今日，无知为什么能够继续蔓延？因为它给某些人带来了好处。内地股市是老百姓博弈的地方，有些人就受益了，比如说庄家，比如说有内部消息的人，等等。这个体制为什么能够延续到今天？经过20年的发展，内地股市为什么还这样不成熟，不规范？这种非常初级的阶段还在继续？这是跟利益有关的。因为这个体制，对有些利益集团是有利的。
曾瀞漪：当人们听到谢国忠对于市场分析的时候，只会记得谢国忠说可能哪一个点位，但是却忘了，其实谢国忠最大的前提和着眼点，是整个经济形势的走势。可惜的是人们只想到挣钱，所以只想知道那个点位，是不是这样的？
谢国忠：这是一种无知。有些人看股市高低，只看绝对价格，不看相对价格。
投资最重要的就是价值，价值是最好的保险。但是大部分人觉得，他要看到明天涨多少，点位多少，所以就变成完全投机性的行为。对这种投机性的行为，某些政府官员喜欢，他觉得这个市场高一点好，甚至还从政治角度来看问题：有多少人开心，有多少人不开心，而不是从长治久安的角度来看市场。而且股市对经济发展并不重要，因为中国主要金融体系是银行，银行是国有的，股市就变成了一个大家博弈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股市要走上正道是不容易的，因为有利益在推动。就是说老百姓无知，会给很多人带来好处。
曾瀞漪：那么，怎么样让老百姓由无知变得理性？对这个市场能够更加聪明地应对？
谢国忠：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媒体要开放。可是中国要做到这个也不容易，信息流通还是受到限制的。这种事历史上是有深刻教训的，像美国1929年，像日本1989年以后，老百姓对股市的看法就完全变了。很多人觉得亏了那么多钱，要想办法再赌一把，把它赚回来。这说明非理性的市场状态还没有改变。另外一点就是房地产，很多人炒股票，他如果有房子，他暂时还不会像美国人在1929年、日本人在1989年经历的那样，昨天我是富的，今天我就一无所有了，如果到处出现这样的情况，大家才会去反思。其实这种博弈是没有用的，毕竟带来的好处小，坏处很大。这个时刻中国还没有到呢。
人人都想一夜暴富，庄家才有机可乘
曾瀞漪：也就是说，现在好像痛得还不够彻底。我们究竟该如何去判断一个企业是不是值得投资，有哪些是简单而必要的条件？
谢国忠：最重要的就是看它过去的盈利状况，看过去的营运状况，这是最重要的。股市是慢慢发展起来的，但是很多中国人觉得那样太慢了，他们往往喜欢搞概念，喜欢急于求成，想要一夜暴富。为什么中国会有“坐庄”这样的事，在没有任何道理的情况下，就能够把股票炒起来，让大家跟进来？在中国这样特殊的状态之下，他就能做到。老百姓暴富的心态不改变，中国市场要走向正道不容易。
曾瀞漪：内地和香港的资本市场越来越接近，你觉得内地这种在股票上坐庄的行为，在香港是不是已经越来越普遍？有没有影响到香港的资本市场？
谢国忠：香港因为以大的国有企业股票为主，要坐庄很不容易。一些小股票是有可能的，但大股票不容易，这对坐庄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内地又搞中小板、创业板。坐庄的行为，香港过去其实也有，但在1997年崩盘之后，香港做这种事的人就少了。中国香港不像日本和美国，香港有第二春，主要是因为有大陆的人过来，新的人没有这样的经历，所以香港又出现了坐庄的现象。
长期投资才能赚大钱
1994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设立“投资者教育及协助中心”，协调组织全国的投资者教育活动。
1998年，英国金融服务局（FSA）在金融服务及市场法实施后，增加了一项新的法定职责，即促进公众对金融体系广泛了解。因此专门成立投资者关系部，开始实施系统的投资者教育战略。
日本东京证券交易所将投资者教育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在交易所网站里开设“投资者信息”栏目，介绍现货市场产品、期货和期权、介绍股票价格指数、股票与税收，以及海外公司上市指南和日本二板市场等方面的知识，帮助和方便投资者从事证券投资。
中国香港的证监会在20世纪90年代设立投资者教育及传讯科，系统地开展投资者教育活动。
新世纪以来，中国内地相关机构也开始着手对投资者教育。2008年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投资者教育部。2008年3月20日，成立了投资者教育中心。但相对发达市场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