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之中有90％的人都同意，有些人就是比其他人更适于生存，这是一直存在的现象。关于杀害不适生存者：
79％的人希望有—个人负起杀人责任，而另一个人则负责执行。64％的人宁愿选择让按下死亡执行按钮的人保持匿
名，尽管有许多人是被迫这么做。89％的人则认为，不会造成痛苦的药物是最有效也最人性的行刑方式。如果法律
要求必须协助进行，有89％的人希望担任协助决策的人，而9％的人则偏向执行杀人行动或两者皆可。只有6％的
学生拒绝作答。
更令人不敢置信的是，作答的学生当中竟有91％的人同意问卷中的结论：“当情况出现极端发展时，消灭人类
整体福祉的最大危害者乃是完全正当的做法！”
最后一个让人吃惊的数字是，即使这个“最终解决方案”必须用在对付自己家人，仍有29％的人支持！
也就是说，这些美国大学生（夜间部学生，所以比一般生年龄大些）愿意认可一份死亡计划，它的目的是杀害
被权威人士判定为比他们更不适合生存的所有其他人，而这一切只不过是因为他们的教授——权威者刚才做了一段
简短报告。现在我们可以了解那些平凡甚至是天资聪颖的德国人是如何欣然赞同希特勒对付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
案”，而德国教育体制以及系统性的政府宣传更从各方面强化加深了他们的认可动机。
平民百姓变成超级杀手
我研究的是如何使寻常人做出与他们过去经历及价值观截然不同的恶行，在多份相关研究中，历史学家克里斯
多弗·布朗宁（Christopher Browning）的杰出研究是对此主题最为清楚的说明之一。在这份研究中，他告诉我们
在1942年的3月，80％的纳粹种族屠杀受害者仍存活于世，但仅仅11个月后，将近80％的人都死了。在这么短暂
的时间中，纳粹启动了希特勒的“最终解决方案”，以便强力执行在波兰的大规模屠杀行动。这项种族屠杀行动必
须调动大型的杀人机器，但在这同时，正在节节败退的俄国前线则殷切需求体格健壮的军人。因为大多数波兰犹太
人都居住在小村庄而非大城里，因此布朗宁对德国最高指挥部的决策提出一个问题：“在战争进入关键时刻的这一
年，他们到哪里找到人力完成如此惊人的后勤任务以执行大规模屠杀？”
他从纳粹的战争犯罪档案中找到了答案，这些档案是关于101后备队（Reserve Battalion l01）的行动记录，
这是—支由来自德国汉堡的五百名男性所组成的军伍。他们都是年龄较大的一般百姓，阅为年纪大的关系所以没有
被征召入伍，多半来自工人阶级和低阶中产阶级，也不乏有从事军警工作的经验。这些经验不足的新兵在被送到波
兰执勤前，不曾接到任何事前通知也没有受过训练，而他们的秘密任务便是把居住在波兰偏远村庄里的所有犹太人
全部消灭。但是在四个月内，他们就以近距离直射的方式杀害了至少3．8万名犹太人，并且将另外4．5万人放逐
到位于特累布林卡（Treblinka）的集中营。
他们的指挥官一开始跟他们说，这是一项后备军人必须服从的困难任务，但又告诉他们，任何人都可以拒绝处
决这些男女老幼。记录显示，刚开始有一半的人拒绝接受这项任务，而是让其他后备宪兵动手杀人，可是时间久了，
社会形塑过程开始发挥作用，执行枪决任务者对其动之以情，使他们产生了罪恶感，再加上平时对“别的同袍会用
什么眼光看我”感到从众压力，到最后，竟有90％的10l后备队员盲目服从军中指挥的指令，亲自参与了枪决行动。
他们之中许多人在摄影记者前骄傲地摆出了近距离枪杀犹太人的姿势，就像在阿布格莱市监狱中的军人拍下的虐囚
照片一样，这些人在他们的“胜利纪念写真”中摆出—副犹太威胁摧毁者的得意姿态。
布朗宁清楚点出这些人完全没有经过任何特殊挑选，也不是出于自愿选择或由于职业或兴趣使然才做出这样的
行为，因此这些并不是理由，相反地，在他们被放进这个新情境中、受到“官方”许可及鼓励而对被武断贴上“敌
人”标签的弱者做出残酷的暴行之前，他们是彻彻底底的平凡人，布朗宁分析这些日常的人类恶行，在他深具洞察
力的分析中指出最为明显的一件事情是，这些寻常人乃是—个强有力权威系统的一部分，这个警察国家以意识形态
正当化灭犹暴行，将纪律、对国家尽忠职守的道德律令强力灌输到人民脑海中，而这些人正属于其中一员。。
有趣的是，我一直主张实验研究拥有和真实世界的相关性，而布朗宁则将许久以前曾在那块偏远土地上运作的
潜在机制和米尔格伦服从研究以及斯坦福监狱实验中的心理过程做了比较。这位作者接着指出，“津巴多研究中的
种种狱卒行为和101后备队中出现的各类行为模式有着不可思议的相似性。”（第168页）他描述一些人如何成为
“残酷无情’的冷血杀手而享受着杀人的快感，而另一些人又是怎样变成·强硬但行事公正”的规则执行者，以及
少数可以有资格称为“好狱卒”的人，他们拒绝执行杀人任务，偶尔也会对犹太人施点小惠。
心理学者埃尔温·施陶布（Erving Staub，孩童时期在纳粹占领下的匈牙利长大，因居住于“庇护之家”而生
还）也赞同，处在特殊环境下时，大多数人都有能力对人类做出极端暴力甚至是谋杀行为。施陶布尝试去解世界各
地的种族屠杀和集体暴力的邪恶根源，最后他开始相信，“邪恶从平凡思维中滋长并由普通人付诸实行，这是通则，
而不是例外。。而滋生极端之邪恶的寻常心理过程，往往是随着破坏程度的进化而逐渐形成。”他强调，当普通人
陷入高阶权威系统要求他们做出邪恶行为的情境时，“成为系统的一部分会塑造人的观点，它会奖励人信奉支配观
点，并增加偏差行为的心理考验和困难度。”
从奥斯维辛死亡集中营的恐怖生涯生还之后，约翰·施泰纳（John Steiner，我亲爱的朋友及社会学同事）重
返德国，在数十年间访谈过数百名职阶从士兵到将领的前纳粹党卫军。他必须知道是什么因素让这些人日复一日怀
抱这段难以言说的邪恶过去。施泰纳发现，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在权威性格量表中分数都相当高，这使得他们很容易
被纳粹党卫军的暴力次文化吸引。他把他们称为“睡人”，他们有某种潜在特质，除非处在特殊情境中，否则可能
永远不会出现暴力倾向。他做出一个结论，“情境可能是纳粹党卫军行为的直接决定因素。”情境会唤醒这些“睡
人”，让他们成为活跃的杀人狂。然而施泰纳也从他的大规模访谈资料中发现，这些人除了在集中营情境中度过了
充满暴力的岁月之外，在这时期前后都过着正常（也就是没有暴力行为）的生活。
施泰纳与许多纳粹党卫军在个人或学术方面的大量互动经验，使得他针对制度性力量和角色内涵赋予的残暴性，
进一步提出两个重要结论，“对于暴力角色的制度性支持远比一般认为的效果更强大，特别是明显的社会认可支持
着这类角色时，受到这些角色吸引的人可能不只是从他们的工作性质获得满足，而在情感上和行动上都成了半个刽
子手。
施泰纳继续描述角色如何战胜性格特质，“‘事实’变得很明显，并不是每个扮演残暴角色的人都有嗜虐的性
格。那些继续扮演着与本身人格并不相近的角色的人，经常是改变了自己的价值观才做得到（也就是倾向于去适应
角色的期待）。有些党卫军成员很清楚地认同并享受自己的地位。但也有人对被指派的任务感到厌恶反感，他们尝
试弥补的方式是尽可能帮助集中营的囚犯（作者曾在几个场合中被党卫军所救）。”
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承认，在纳粹种族屠杀中成为邪恶加害者的成千上万德国人并不只是因为服从权威者指令才
干下恶性。权威系统许可并奖励杀害犹太人，但对权威系统的服从乃建立在强烈的反闪族情绪上，这普遍存在当时
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中。而历史学者丹尼尔？戈尔德哈根（Daniel Goldhagen）则认为，通过德国对一般老百姓的
连串动员，使得他们成为“希特勒的自愿刽子手”，因而得到纾解的出口。
尽管注意到德国人对犹太人的仇恨在大屠杀事件中扮演的激化角色，戈尔德哈根的分析仍然出现两个缺失。首
先，历史证据显示从19世纪早期开始，德国的反战情绪就一直比法国和波兰等邻近国家更高涨。其次是他也错误
地笑看了希特勒权威系统的影响力，这个权威系统构成的网络，美化了种族主义狂热以及由权威人士所创造出的特
殊情境，如推动执行集体屠杀的集中营。德国人身上的个人变因以及走火入魔的偏见情绪所提供的情境机会，两者
结合才造成这么多人自愿或非自愿地为国献身，成为死刑执行者。
平庸的邪恶
1963年，社会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endt）发表了日后成为当代经典名著的《艾希曼受审于耶路撒
冷：关于邪恶的平庸性的一份报告》。她在这本书中仔细分析了对阿尔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战争罪
行进行审判，这位纳粹名人亲自筹划谋杀数百万犹太人。艾希曼对自己行为的辩护词和其他纳粹领导人如出一辙，
“我只是听命行事”。正如阿伦特所指出，“艾希曼记得非常清楚，在当时，如果说他会觉得良心不安的话，唯一
的原因只会是因为他没有服从指令——以极度的热诚和一丝不苟的手法将数百万的老弱妇孺送上断魂路。”（第25
页）。。肮脏下流的勾当，因此我和我的同僚推论，他们正是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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