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的趣味- 第45部分

1893年11月美国总统Stephen　Grover　Cleveland废止购银法案
这条法案一过，一方面大家怀疑美国是否还要维持黄金单一本位，另一方面预期白银价格会因而回升，所以就投机抢购白银来卖给财政部。这等于是议会强迫国家，收购国际价值持续贬跌的白银，数量是每年将近五千万两。以美国当时的国力，哪有可能长期撑下去？到了第三年（1893）的上半就出现警讯：财政部的黄金快耗光了，美国不知是否还能维持金本位制。经过激烈的争辩和拖延，国会在1893年11月废止购银法案。
我认为这项法案的影响，主要是在美国境内，就算对外国有影响，也不致于妨害到中国。先从价格的角度来看，虽然此法案规定财政部，每个月要购入450万盎司，可是并没有限制它的收购价格。原先以为白银价格会回升的投机者，没想到世界各地的白银涌入，所以在纽约和伦敦的白银价格，都不升反跌。
从数量的角度来看，白银因为已不再是国际货币，所以各国急于清理库存，最重要的出处，当然是当时仍采银本位的中国。在187180年间，中国进口的白银数量，约是3千3百万两（每两等于37。5公克）。而在189190年间（美国购银法案1890通过之后），进口白银的数量约是9千6百万两（几乎是三倍）。也就是说，不论从价格或数量来看，中国的银子并未被美国吸走，反而还因为国际银价的持续下跌，而大量流入。
我认为，购银法案如果真的伤害到中国，并不是因为它的通过，而是因为它的废除：财政部不再购银，使得原本就低落的银价雪上加霜。1890年法案通过时的银价，是每盎司1。04美元，1893年底废除时0。78美元，之后一路跌到1898年的0。59美元，十年间贬了44％。对中国这样的银本位国家而言，这等于是外力强迫她的对外购买力贬值。鸦片战争后，中国有一连串的战败赔款、外货侵入、外债高筑，然后货币又大贬，真是欲哭无泪。更要命的是：当初的赔款以白银为单位，现在银价大贬，列强不干损失，硬要中国再赔出这段汇差。包姆从媒体上知道中国的白银问题，所以就设计了〈脆弱的瓷器城〉这章，来凸显白银政策殃及可怜的小瓷器城（中国）。
1929年世界经济大恐慌后，金本位制在1931年废除，白银回复了它的货币功能。美国政府在罗斯福总统任内，通过一项购银法案（1934），规定财政部不论是在国内或向国外采购，必须（1）要使银价维持在每盎司1。29美元以上，或是（2）财政部白银存量的货币价值，达到黄金存量货币价值的三分之一为止。
这项新购银法案，对中国就有影响了。第一，这次规定要把银价抬到每盎司1。29美元以上；第二，可以向外国收购；第三，1934年的美国，在国际货币的领导地位，已和1890年不可同日而语；第四，金本位已垮，各国不再急于抛售白银。1934年的购银法案尚未通过时，中国政府预见这会把白银大量吸往美国，使得货币供给（白银）锐减，造成物价下跌，百业萧条。1934年的法案是否有此效果，还是争辩中的问题，在此我只是要说：虽然是同样性质的法案，但是1890年的美国和1934年的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内的行情完全不同，不论从价格和数量的角度来看，对中国的影响完全不同。
再回到1890年代的情境。国际银价长期下跌，在美国废止购银法案后更是火上加油，使得原本是银荒的中国，竟然出现了「银贱」的情形：188595年间，白银的购力跌了将近一半。何汉威先生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1993年62卷3期），发表一篇详细的论文，分析这种银贱铜贵的状况。他告诉我们，白银一贬，银铜比价也就大幅下跌：相对于白银的下跌，铜钱的价值高涨了（18809年间涨了两倍以上）。晚清的铸币权在各省政府手中，各省财政原本困难，一旦看出铜钱升值，就开始大量铸钱谋利（可赚一倍以上）。若某省因铸铜钱而获利，邻近省份就会铸造劣钱，来此省买物品或换回良币，因而出现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各省竞铸铜元，愈铸愈差，铜元价值大贬，因而物价大涨。
在国际银价下跌和美国购银法案的影响下，如果中国是以银为单一本位的话，就算受了伤但还能挺得住，因为白银到底不是民间的日常货币。要命的是，铜元价格因银价下跌而相对地高涨，各省竞铸铜元所产生的劣币效果，破坏了民间日常交易的铜元体系。铜元的败坏助长物价上涨、经济不稳、暴动、镇压、军费支出，这才是伤了命脉之因。
包姆不理解中国是银铜本位（不是西洋的金银本位），他没理解到对中国真正有杀伤力的，不是银而是铜。他有心或无心地指责美国白银政策的副作用，让多萝西和她的朋友，以为他们伤害了瓷器城（中国）。
现在我们可以比较深刻地理解到：多萝西他们其实没破坏什么，元凶是英法各国所采取的金本位。如果美国在1890年通过的购银法案，对中国产生过影响的话，最多也只是在骆驼背上放下最后一根稻草。如果那项购银法案是英国制定的，而且多萝西是英国人的话，那么她就可以对瓷器城的破坏而感到愧疚了。
原刊于《中国时报》1997年12月29日

3梁启超论美国的托拉斯







〈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1903，《饮冰室合集》14：3361）这篇长文，有几项主要的讯息。（1）梁启超在美国游历，初见闻这种独特的经济组织Trust（意义与沿革详见下文），他急切地想要向国人介绍，这种「生计界新飞跃之一魔王」（14：34）。（2）他受到严复译《天演论》物竞天择观念的影响，认为托拉斯是经济上的新强势组织，若依目前的扩张趋势，则「不及五十年，全世界之生计界将仅余数十大公司（适者生存）」（14：33）。（3）托拉斯对中国的影响，是「不及十年，将披靡于我中国。…抑我国中天产重要品，若丝若茶若皮货，其制造之重要品，若磁器若织物，苟以托辣斯之法行之，安见不可以使欧美产业界瞠然变色也。」然而他也知道这只是理想：「而惜乎我国民之竟不足以语于是也，吾介绍托辣斯于我国，吾有余痛焉耳。」（14：61）
　　　
1989年版《饮冰室合集》将原四十册合订为十二册
此长文分10节：发端、发生之原因、意义与沿革、独盛于美国之原因、托拉斯之利、之弊、与庸率（工资）之关系、国家对托拉斯之政策、与帝国主义之关系、结论。其中背景解说性的篇幅不少，此处不拟摘述，把要点放在析论梁对各项问题的见解。4

1意义与沿革
梁对trust（托拉斯）这个名词的解说是：「盖多数之有限公司，互相联合，而以全权委诸少数之人为众所信用者，故得其名（西律凡承受遗产之人未成年或有疾不能自理事者，则任托一人为之代理，其人亦名托辣斯梯）。」（14：37）这样的界定，用现代的眼光读来，忽略了几项重要的特质。
第一，并不是任意几家公司结合在一起，委托某些人经营，就可称为托拉斯。组成托拉斯的基本目的，是要独占或寡占或大幅扩张市场占有率，使厂商能因而得到更大的利润（或减低成本），使公司的产品在生产与营销方面更具主导性。在手法上可分为水平的结合（同类产品之间的联结，例如汽车业之间、家电业之间），以及垂直性的结合（例如从上游的石油裂解结合，到下游的油品贩卖）。另有一种是多角性的结合，例如日本的三菱公司，在重工、贸易等诸方面的经营，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第二，梁在括号里所说的，是在说明信托人（truster），　把所有权委托给特定的代理人（trustee），之间的法律关系，这和经济学上的托拉斯完全是两回事。经济上的托拉斯，不一定要把经营权委托给他方，只要是在经营上相互结合，以追求更高的市场掌控度者，都可称为托拉斯行为。也就是说，单单把经营权或所有权委托他人，在法律上虽名之为信托　（trust），但并不足以称之为托拉斯。要点是：厂商在相互结合之后的经济影响力，已触犯法律规定的最高限度，就可用反托拉斯法（或公平交易法）来处置。若依梁的定义，则看不出何以需要有反托拉斯法的存在。
从这两点看来，梁所举的4种托拉斯组织方法，都是属于把企业权委托他人经营的性质，这和经济学上可用「反托拉斯法」处置的企业结合垄断行为完全无关。这是因为梁对经济学的认知有限，而他所参阅日文的著作，大概是先用法律观点来解说此词，而未直接进入析论企业的水平与垂直结合，而误导了梁的基本认知。
上海辞书出版社的《经济大辞典》（1992年，页6956），对托拉斯有如下的解说，可用来对比梁的误解。「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一种高级形式。生产同类产品或在生产上互有联系的大企业，纵向或横向合并组成的垄断组织。旨在垄断某些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攫取高额垄断利润。全部活动由一些最大的股东组成的董事会加以控制，参加企业成为这个大垄断组织的股东，在法律上和产销上完全丧失独立性，只按投入资本额取得股权和分享利润。主要有两种类型：以金融控制为基础的托拉斯，和以企业合并为基础的托拉斯。前者的参加者保持形式上的独立，实际上则从属于类似持股公司的总公司，大股东通过股票控制额以控制整个垄断企业。后者是由同类企业合并组成，或由实力强大的企业吞并较弱的同类企业组成。托拉斯是比卡特尔和辛迪加更加稳定的垄断组织。美国是最早出现托拉斯的国家。」
梁的另一项误解，是为何托拉斯这种组织，会在西洋经济体制内出现。他用3页多的篇幅，来解说托拉斯发生的历史背景。他的见解相当独特：「此近世贫富两级之人，所以日日冲突而社会问题所由起也。于斯时也，乃举天下厌倦自由，而复讴歌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