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的表情，就觉得其中一定有什么蹊跷。于是他找到龚国彦，非要那天的报纸不可。
原来，龚国彦因事先未得到上面的通知，对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也不知该怎么办，他就把当天的报纸扣下来了。在杨将军的一再追问下，龚国彦不得已只好把那天的报纸送来了。
杨将军拿到报纸，一眼就看到了李宗仁下的释放他和张将军的命令。
当时他心中的激动之情是可想而知的。他觉得被释放是没问题了，就忙收拾东西，作好出去的准备。
他哪里知道，当时的情况是：李宗仁“代而无权”，蒋介石是“退而不让”。尽管李宗仁以代总统名义下了命令，但蒋介石不点头，任何人的命令也是等于零，根本没有人执行。
自1946年3月17日，戴笠乘飞机在南京附近失事后，毛人凤便接替了他的职位，并把军统改组为保密局。他事事以戴笠为榜样，对蒋介石绝对忠实。这时，他正忙忙碌碌地率领保密局的特务往上海撤退，对李宗仁的命令根本不予理睬。
李宗仁一看命令不能兑现，便直接打电报给重庆市长杨森，要他释放杨将军。杨森回答说：“毛人凤不在重庆，我不知杨将军被关在哪里呀！”
为了欺骗民众，当时重庆的报纸还登了这样一条新闻：“毛人凤在哪里？”内容大致是说：据杨市长谈，因为找不到毛人凤，也不知杨虎城关在哪里，所以无法执行代总统的命令。其实，杨森非常清楚杨将军被押之处。
李宗仁：“我们都是失败者”（6）
之后，杨森怕事久有变，无法向蒋介石交代，有意把杨将军暂迁别处。他坐上汽车亲自找到周养浩，把这一建议告诉了他。周养浩立即打长途电话给毛人凤，转告了杨森的意见。毛人凤取得蒋介石同意，决定将杨将军迁押贵阳。
几天来，杨将军的心情特别兴奋，他把一切都准备停当，只等着被释放了。这天，突然听到特务队长说要把他迁移到贵阳，这消息如晴天霹雳，顿时他的脸气得通红，怒不可遏地把桌子一拍，对着龚国彦嚷道：“代总统有命令放我，为什么你们还要将我继续囚禁？我不走，要死就死在这里！”龚国彦为完成使命，只好央求杨将军，但任凭他好说歹说，杨将军就是不走。12年来，杨将军恨透了军统特务，但对周养浩却有点好感。在息烽监狱被囚禁时，当时周养浩是监狱的主任。他经常去看望杨将军，陪他喝酒、打麻将消磨时间，而且待他一向态度友好。
龚国彦见劝说无效，只好请周养浩亲自出马。
周为杨备了酒菜，席间以花言巧语劝说杨将军。后杨虎成提出三个条件：1。把龚国彦撤职；2。把自己以前的秘书宋绮云夫妇调来一同前往；3。请周养浩送自己一行去贵阳。
三个条件，周养浩都点头答应了。于是，杨将军又被押到了贵阳麒麟洞看守所，原中美合作所所长张鹄接替了龚国彦的职务。李宗仁代总统的命令便成了一纸空文。
1949年7月，李宗仁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
李宗仁拒绝签字，有其苦衷，他是有名无实的代总统。资料显示：当时要求国共会谈解决中国问题的呼声极高，李宗仁邀请张治中担负起国共和平谈判首席代表的重任。张治中与李宗仁、白崇禧等商量后，临行时邀吴忠信同行，到溪口见蒋介石，吴忠信欣然前往。
这个吴忠信虽然是接任李宗仁总统府秘书长，但他忠实地执行蒋介石的旨意，在各方面尽心竭力地维护蒋介石的统治地位与利益，不让李宗仁掌握任何实际权力，如在蒋介石“引退”的文告措辞上，吴坚持不让写上蒋介石“引退”或“辞职”的字样。
这吴忠信是蒋介石早年的结义金兰的盟兄。1947年4月，蒋介石改组国民政府，任命他早年的盟兄吴忠信为国民政府委员。直到1948年，吴忠信才直接参与国民党政权的中枢政务。
蒋介石为了维系他的独裁统治，决定召集“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使自己的统治能够合法。为了控制广西地区“国大代表”的选举，他派吴忠信协商候选人问题。
1948年3月29日，国民大会在南京开始举行。为选举副总统事，桂系与蒋介石发生了剧烈冲突。虽然自抗日战争爆发后，蒋、桂之间矛盾暂时搁置，但战后又开始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李宗仁不甘心只是做一个有名无实的傀儡，以无法行使总统职权为由，约见吴忠信，要求修改文告，吴忠信虚与委蛇。第二天，吴忠信仍以原样在报上发表了文告。李宗仁看到报纸后，非常气愤，指责吴忠信“太不够朋友”。吴忠信即告这是蒋介石的旨意。一向与吴忠信关系很好的同乡张治中只说了一句“美中不足”的话，吴忠信就当场大发雷霆，指斥张治中等人“国事至此，你们还幸灾乐祸，说什么‘美中不足’的风凉话”。李宗仁表示不更改文告就拒绝就职，吴忠信直截了当地对李说：“德公，你应该知道你自己现在的处境。南京现在特务横行，你身边的卫士都是蒋先生的人，你还在争些什么呢？争得不好，你知道在这种局面下，任何事情皆可发生。你自己的安全，可能都没有保障。”李宗仁闻此言，知道吴忠信说的皆是真情实话，故而不再吵闹了，只是说“以党国为重”，代总统就代吧。
蒋介石“引退”后，回到家乡浙江奉化溪口，实际上是仍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通过吴忠信等人操纵南京国民政府。吴忠信自蒋介石宣布“引退”后，虽不到总统府办公，但仍以总统府秘书长职务管辖着总统府的事情，并始终与在溪口的蒋介石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随时征询蒋介石的意见与对策。2月1日，他又支持行政院长孙科将行政院“疏迁”到广州“加以整顿”，使李宗仁的代总统府成为一个空架子。
李宗仁：“我们都是失败者”（7）
吴忠信、张治中两人到溪口见到蒋介石，谈到李宗仁要蒋介石出国“考察”事，蒋介石大发雷霆：“桂系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行！下野后我就是个普通国民，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我的家乡！”张治中无法再劝，与蒋介石岔开话题，推心置腹，像1927年蒋介石第一次下野一样，无话不谈。直到李宗仁一连几个电话来催，张治中才结束了八天的溪口之行。好像一去就是永别一样，蒋介石恋恋不舍，一边走一边谈，从蒋母墓庐步行送张治中到溪口；又同车送张治中到了宁波机场，两人有说不完的话。但送君千里，终须一别。飞机滑向跑道，终于腾空而起，张治中从窗口向下看去，蒋介石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显得那样渺小、可怜。
1949年4月1日上午，张治中率国民党和谈代表团，在明故宫机场登上中央航空公司的“空中行宫号”，飞往北平。由于得知张治中去溪口向蒋介石请示谈判机宜，周恩来没有去西郊机场接南京代表团。
在谈判中，张治中为了国民党的利益，与中共方面力争；蒋介石却骂他：“文白无能，丧权辱国！”
国共最后的和谈，以南京政府拒签协定而失败。4月21日，百万雄师过长江，国民政府逃离南京。周恩来挽留南京政府代表团留在北平为新中国服务。他还语重心长地对张治中说：“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了！”
据说，李宗仁去美国，得亏他的“契儿”黎蒙。黎蒙是广西商贾黎春三之子。李宗仁早年在广西闹独立时拜访黎春三，他想得到黎春三的支持和经济补给，而黎春三也想让李宗仁这支正规部队来维持地方治安，对抗匪徒，加上他自己对李宗仁的为人和才干也很赏识看重，两人相见，一拍即合。黎春三当场让磨了十几担谷令人挑到六万山，并为李宗仁收缴了地方上一些小民团的枪支，壮大李宗仁的队伍。李宗仁感恩不浅，想给黎春三一官半职，但黎春三并不在意官场，最后，黎春三拖出他的七八岁小儿子黎蒙给李宗仁磕头，说是认李宗仁为干爹。李宗仁当场满口应承，并按本地风俗给黎蒙打造了一些吊挂的吉祥银器，摆了认亲酒。
自李宗仁认了黎春三儿子黎蒙做“契儿”后，两家关系十分密切，黎春三更全心拥护李宗仁。后来李宗仁统一了广西，并在全国有了一定的势力。他不忘记这份情谊，就出资让黎蒙到法国留学。黎蒙在法国得到了个博士学位回来，李宗仁又让他当广西日报社社长，之后黎蒙在香港办《珠江日报》、《新生晚报》等，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总体崩溃，李宗仁这个代总统也当不下去了，手下先建议他去联络陈济棠不成，就提出让他到香港找黎蒙想法。李宗仁秘密到了香港，见到了契儿黎蒙，黎蒙即在报上发了一个新闻，谎称是“李代总统到香港治病”，其实暗中却安排李宗仁见了港督，并办妥了到美国的护照。在一个秘密的日子里，黎蒙将李宗仁送上飞机。从此，李宗仁远赴重洋，飞到了美国纽约市定居。
而李宗仁的桂军几十万主力兵团一触即溃，桂系的政治资本早已输得精光。昔日以几十万大军向老蒋逼宫的神气不复存在，划江而治的梦想也被打得粉碎，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找个安全的避难所了。
1949年，6月13日，广州代总统李宗仁的行宫里，曾参加过北平和谈的桂系将领刘斐特地从香港跑来广州，恳请他们认清形势，投靠人民，不要再错过机会。白崇禧拉开窗帘，怔怔地望着远处的白云山。李宗仁在他身后，用探询的口气问：“怎么样？你手中还有枪杆子吗？”白崇禧沉吟不语，过了一会儿，慢慢转过身来说：“将来如有必要，去台湾怎样？”话音未落，李宗仁勃然变色，口不择言：“王八蛋才去台湾！”李宗仁与白崇禧从统一两广到北伐战争，数十年如一日甘苦与共情同手足，可就在这个关键时候劳燕分飞，走上不同的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