督的联合政府提供了基础。这个目标，马歇尔将军在 １９４６ 年感到无望时就已
经放弃，而中国的那些既非共产党又非国民党的知识分子，却在其后两年多
的时间里仍希望它能以某种方式实现。对于国民党政府来说，其最终的结果
是，连它自己选区里的主要团体都拒绝支持它与中共的斗争。在没有使战争
似乎值得的改革的情况下，国民党领导人已经无法逆转公众的结论，即他们
正在牺牲整个国家的利益，以便他们自己继续掌权。即使如此，绝大多数始
终不渝地大声疾呼赞成和平和政治改革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实际上并没有抛
弃政府，直到其命运在战场上被决定时为止。
共产党力量的壮大
城市中国人向中共的政治授权因而意义是含糊的，不是直截了当地授予
的，而是作为对国民党的不信任投票反映出来的。无论如何，见多识广的城
市公众都明白，中共日益增长的权力的真正源泉，在于其农村的社会和经济
政策。尤其是土地改革，经常被引用来作为中共在农村的力量的基础，它使
中共能在那里“扎根”，而政府对于这种挑战完全束手无策。
但是，与共产党人自己的宣传在很大程度上引起的流行说法相反，他们
对农民的吸引力并不只是以租佃收益为基础。抗日战争期间，他们放弃了土
地改革，明显地赞成更有节制的减租减息政策，这种政策的目的是促进所有
反对日本侵略者的阶级的统一战线。在直接受到敌人威胁的地区，为了达到
这一目的，甚至连减租都暂缓进行。但是在较为安全的地区，这一政策仍在
进展，尽管并没有正式公开承认，在 １９４５ 年以前，它包括对一份长长的清单
上的不平事项的抨击。这些不平事项包括恶霸、低工钱、贪污腐败、不缴纳
税款、特务、土匪、盗贼甚至荡妇。党重新明确双减政策就是要消灭农村中
“一切最臭名昭著的剥削”，不论是政治上的还是经济上的。在 １９３７ 年以后
共产党扩展的主要地区华北，这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因为那里的农民常常拥
有他们耕种的土地，租佃并不总是一个关键问题。
同样重要的是用来贯彻这一政策的方法。清算斗争，或者说结清过去剥
削帐的斗争，１９４３ 年以后成了执行党的土地政策的重要手段，此后仍然如
此，在农民要求的基础上，无论何种缘故的过去的剥削总数都按现金、谷物
或其他财物确定、结算。从剥削者那里收缴收入，再以各种变得更为直接的
和平均主义的方式重新分配。这种做法不仅鼓励农民回忆过去所受的各种伤
害，让他们从多种剥削形式中受到教育；而且还靠推动农民对村里有权势者
公开地、直接地陈述他们赔偿损失的要求，把他们直接拉进这一斗争中去。
这种对穷人的实际的经济吸引力，因而便带有与之互补的破坏性力量。它们
共同体现了中共土地政策的全部政治意义。它不仅要摧毁主要“斗争对象”，
即地主和富农在经济上所占的优势，而且要摧毁支持他们和他们所支持的政
权组织。这就使得共产党人有可能以一个忠实于他们并得到斗争中调动起来
的农民强大势力支持的组织去取代以前的组织。
与这种斗争方法紧密相关，并就破坏性潜力和为今后树立先例来说都具
有同等重要意义的，是贯彻党的土地政策的群众运动方法。其指导原则，就
是经常被引用的毛泽东 １９２７ 年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尤其是“矫
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的思想，运用这一原则，毛泽东在 １９４５ 年
１１ 月写道，减租必须是群众斗争的结果，而不是政府的恩赐；斗争中发生“过
火现象”是难免的。但是“只要真正是广大群众的自觉斗争，可以在过火现
象发生后，再去改正”。①的确，这种过火现象不仅无害，而且对于削弱“封
建主义势力”有积极的意义。中共主持的山东省政府的主席黎玉，在其工作
环境中，以“群众运动规律”的说法，完全肯定这一过火思想或左派观点。
在运动的最初阶段，过火现象可能是危险的，因为群众还没有被充分发动起
来去对付敌人。只有在组织已基本建立，干部得到培训，积极分子已被发现
和农民受到鼓动之后，才能开始进入运动的第二阶段，也就是斗争的阶段。
① 毛泽东：《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170 页。
在这一阶段，左派观点和过火现象是难免的。干部应“帮助群众斗争地主，
砸烂地主阶级在农村的反动统治，建立群众的优势力量”。必须反复地击退
地主的反攻，直到他们明白除了顺从外别无选择。这导致第三阶段，此时团
结就成为指导原则。黎玉解释说，对于领导干部而言，最大的错误既不在于
过左，也不在于过右；而在于在发展群众运动的条件下错误判断一个阶段已
经完成而下一个阶段将要开始的时刻。①党不仅已经发现了唤醒农民的问题，
而且也发现了如何利用农民自发暴力的破坏力问题，这种暴力的强弱是当地
苦难的反映，很少有持久的效果。
然而，只有当某些军事和政治的先决条件在整个地区落实之后，土地政
策以及它所导致的阶级冲突，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村庄的“一切工作之本”。
对日战争期间所认定的成功地贯彻减租政策的基本先决条件，是有能力对付
军事和政治的敌人，保护这一政策。抗日战争动员了人力，而当 １９４３ 年日本
的力量开始削弱时，中共在整个华北地区提供了创造这些先决条件的必不可
少的领导。这种如此大规模的政治和军事保障，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在 ４０
年代以前从未取得过的条件，它是直接由共产党人开创抗日运动的成功努力
形成的。
１９４５ 年以后，党的土地政策因而能够成为中共与华北“基本群众”的关
系的关键，这一政策就建立在直接符合穷人和无地者心愿的基础之上。除了
通过分配“斗争果实”而提供的物质刺激外，共产党人还能就所有农民显然
理解为他们最直接的苦难的问题——专断地利用政治权力和在村社的社会地
位——提出解决办法。中共在利用这些问题——连同所有其他与土地所有权
和使用权、无酬劳动、负债等相关的问题——的过程中，找到了一种方案，
可以利用它把发动来抵抗日本的军事－政治运动转变为一个能建立新的土生
土长的政权组织的运动，一旦日本战败，这个政权组织通过公众参与和支持
将得到承认。①
１９４６ 年的“五四指示”，是正式从减租减息转回到土地改革的标志。但
它并没有突出强调这两种政策间的区别。这一指示事实上只是承认了几年来
共产党解放区所着手进行的一项发展。与这项发展相一致，该指示认可了把
财产从持有人手中转移到无财产者手中的几种不同方法，其中包括土地的出
售和一种土地分配方案。但是这些方法不久就被放弃，因为它们是在对剥削
者和掌权者毫无惩罚的情况下实行的。１９４６—１９４７ 年，紧随而来的更典型的
后果是清算斗争，接着是对斗争果实再分配的日益增多的平均主义行为。这
一过程最后达到没收地主的全部财产，包括他们的土地、房屋和一切动产；
所有农田和其他生产工具差不多都是重新平分的——如同 １９４７ 年的土地法
所阐述的那样。
到 １９４６ 年年底，即政府向共产党解放区的军事进攻开始后不久，毛泽东
概括了土地改革在共产党的防御战略中的作用。他断言，执行了五四指示，
“深入和彻底地”解决了土地问题的地方，农民才坚定地和共产党一道反对
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他声称，凡没有执行这一指示，或借口战争忙而忽视土
地改革的地方，农民即采取“观望态度”。因此，他指示所有地区，不论那
① 黎玉：《论群众路线与山东群众运动》。
① 苏珊娜？佩珀：《中国的内战：1945—1949 年的政治斗争》，第 229—277 页。
里的军事形势怎样，都应该领导农民执行五四指示。②
党的其他文件也清楚地表明，党把土地改革看作赢得群众真心实意地响
应参军运动的基本条件。据报道，１９４７ 年初，在山东、河南交界的 １２ 个县
中，５ 万名青年在土地改革后立即聚集在共产党的军旗之下。据称，在土地
改革前的 １９４６ 年，同一地区的一次类似的征兵运动就没有能发展成“一场大
规模的群众运动”。①
当然，征兵只是共产党式战争必不可少的支军工作中最直接、最即时而
必需的因素。在“人民战争”式的作战中，正规军对广泛的平民支援网的依
靠，在抗日战争期间就已在发展， １９４５ 年以后还在继续，尽管这时游击战
的作用已经不那么重要了。这种平民支援网包括民兵、地方自卫队、妇联和
农会。
民兵被组织起来，比较理想的是每县数千人，通过担负站岗放哨、守卫
新占领地区、进行牵制性活动等任务支援正规军。民兵也负责保卫地方党和
政府的组织，看守犯人，镇压地方上的反共活动，揭露敌特以及保持交通线
的畅通。
地方自卫队是在村级和区级组织起来的。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向前线运送
补给品，向后方运送战利品和伤员。他们在村里组织军运队和担架队来完成
这一任务。所有年龄在 １６ 岁至 ５５ 岁之间的强壮男性平民，当军队需要时都
有义务参加。
妇联维持村庄的警卫组织，密切注意村里的外来者；她们还协助医护工
作和从事手工业生产，以支援军事工作。
农会负责军队的征兵运动，同样，青年组织动员其成员参军和从事后方
勤务工作。
最后，所有战区的平民都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