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起义：海丰县的社会变迁，1630—1930 年》（威斯康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8 年）第 6 章；阿里夫？德
里克：《中国历史学家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观念：批判研究》，《现代中国》第 8 卷 1 期（1982 年
1 月），第 105—132 页。关于中国早期近代经济和社会方面的中美最近成果的概要，见费维恺编：《宋代
至 1900 年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美国代表团在中美学术报告会上的报告》。
① 全汉昇和理查德？A。克劳斯：《清代中叶的米市场和贸易：物价史论》第 59—65 页；何炳棣：《中国人
口研究，1368—1953 年》，第 289—291 页。
② 斯波义信：《宁波与其腹地》，收入史坚雅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 397—405 页；伊懋可：《集
镇与水道：1480 年到 1910 年的上海县》，收入同书，第 470—471 页。
当然，商品化及与之相关的城市化，没有均衡地在全国各地发生。人口
密度与城市的发展，以在长江下游为最高。某些估计提出，这一地区尽管太
平天国叛乱时期人口大量死亡，仍然保持了它的领先地位；并且城市化最快
与最慢的区域之间的差距，在 １９ 世纪扩大了。①长江下游持续不变的经济中
心地位表明，这是个发展的核心区域；先是从国内其他地方运进粮食，后来
又从国外输入粮食，并把该地的货物分散到其他区域的市场。
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各种配合的组织，这些组织到 １９ 世纪已很复杂精细。
专门化的商行与经纪人，经营不同方面的商品生产。同业公会及同乡会的会
馆制定商业的常规，并为商人提供帮助。金融机构随之发展起来，满足不同
范围的需要。最早的金融机构之一，是山西商人发展的网状组织，以便用票
号汇票给地区间的交易提供资金。在 １９ 世纪，另外一种通过钱庄的信用延长
制度也发展起来，以便为成长中的沿海贸易提供资金。这类重要的机构，在
整个民国时期继续与规模更大的西方式的银行一道继续发挥作用。较小额的
交易，则可通过当铺和押行通融。同时，大量的商业习惯法也被制定出来，
用以规范商业业务。②
在 １８ 世纪大部分时间内，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总产量显著地增长。这种
增长得力于人口的增长、可耕土地的利用、“最佳”农业技术从先进地区向
落后地区扩散，和对劳动力一般没有人身限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
进一步提出，在 １９ 世纪从国外引进现代工业之前，明末和清初的经济是否开
始了有本土“资本主义”发展倾向的性质上的改革。他们的研究着重“生产
关系”的改变。从以下方面举出了生产资料所有权与劳动者分离的证据：采
矿中有商业投资和使用雇佣劳动；在华北和长江下游，地主和富农使用雇工
经营农业；在丝织业的生产组织过程中，有类似欧洲原始资本主义生产制度
的迹象。①
然而，这类迹象合乎“近代”以前经济增长的典型模式：人口与总产量
均在增加，但人均产量没有持续增加。我们不能说粮食与手工纺织品生产的
增长，或贸易及市场范围的扩大快于人口的增长。“资本主义”——或者不
妨说，以人均及总产量增加为特点的“现代经济增长”——未在近代欧洲早
期（或两世纪后明治天皇时的日本）出现，是由于仅仅在财产所有制的形式
上有了改变。同样重要的是科学技术——包括金融、投资及管理方面的“技
术”——的发展，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也就是“生产力”的改变。正
① 史坚雅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 213、226、229 页的表表明，太平军叛乱后，长江下游人口密度
比其他任何大区下降得更多，但是，在 1843—1893 年期间，和城市化较差的区域相比，城市人口在总人口
中的比例却提高了。华北人口密度在民国时期显著增加，但到 1953 年尚未达到长江下游的水平。关于中国
的大区，见同书第 214—215 页。关于太平天国造成人口减少，见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第 236—247
页；珀金斯：《1368—1968 年中国农业的发展》，第 210—211 页。
② 关于钱庄，见《上海钱庄史料》；安德里亚？麦克尔德里：《上海老式银行（钱庄），1800—1935 年》；
苏珊？曼？琼斯：《宁波的金融：“钱庄”，1750—1880 年》，收入 W。E。威尔莫特编：《中国社会的经济
组织》。关于押当，见斯波义信：《宁波与其腹地》，第 405 页。中国习惯法的例子的英译文，载陈张富
美和马若孟：《习惯法与中国清代的经济增长》，《清史问题》第 3 卷第 5 期（1976 年 11 月），第 1—32
页；第 3 卷第 10 期（1978 年 12 月），第 4—27 页。
① 《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收入了中国经济史学者关于这个
问题的最佳近著。
是在连续运用投资及再投资新方法的基础上，欧洲才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可
以举出一个强有力的实例——既是欧洲的也是日本的——现代经济增长的关
键性的起点是“农业革命”，也就是切断了人口规模和粮食生产间古老联系
的技术和组织上的重大进展。
１８ 世纪中国土生土长科学技术的最重要的方面，是对宋代发明的完善。
②在有显著发展的地方，这些发明显然都未能加以扩散或应用。限制中国“近
代”以前科学技术的因素，似乎和它的相当大的成就一样地突出。要对这个
重要问题作出解释，怕已超过我们现在的能力。但是，即使技术的改进增加
了生产，例如谷物的大量增产，也很可能由于清代初期人口－土地的比例已经
很高，很难使人均产量轻易地增加。这正像 １７ 世纪欧洲的低地国家①的情况
一样，由于人口密度过高，采用在人口稀少的英国促成农业革命的新技术在
那里并非有利可图。中国历史学者所发现的农业和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
芽”的例子，或者说就全国而言，在量上是重要的；或者说这些例子接近于
沿着资本主义方向启动社会－经济大改组，似乎都是可疑的。中国 １９ 世纪的
经济可以更恰当地描述为相当商业化的农业经济，这种经济在“近代”以前
的技术范围内，是高度“发展的”。它经历的变革是很有限的，却照样能在
原有的框架内调节社会和政治的结构。
经济停滞
由于中国经济自身未曾经历过制度的大改组或技术的突破，由此导致可
与近代欧洲和日本相比的人均经济长期持续的增长，注意力便集中在阻碍这
种变革的因素上。众多的解释一般可分为技术论和分配论两类。后者关切剩
余产品在民众中的消费，并较重视各种政治、文化和历史的阻碍作用。②
分配论者和技术论者均认识到人口增长的重要性，虽然他们对影响的估
计各不相同。似乎很明显，伴随 １７ 世纪和 １８ 世纪产量增长的是单位面积农
业生产率的显著上升，这是采用了良种和更好的耕作方法，以及增加耕地和
收获面积的结果（后者是推广双季耕作的结果）。但是，采用传统方法增产
的可能性终究很小，而且在某一时间点上（大致估计在 １８ 世纪末和 ２０ 世纪
② 这在最重要的农业技术部门是明显的，天野元之助的《中国农业史研究》一书中有详细的研究；例如，
关于农具和农械见第 697—978 页，关于种稻技术见第 389—423 页。
① 低地国家（尼德兰）大致包括今日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以及法国北部阿图瓦地区的一小部分——译
者。
② 若干正在争论的问题见维克托？利皮特等：《中国经济史专题论集》，《现代中国》第 9 卷第 3 期（1978
年 7 月）和 W。E。威尔莫特：《评〈中国不发达状态的发展〉》，《亚洲研究杂志》第 41 卷第 1 期（1981
年 11 月），第 113—115 页。两类见解均见于珀金斯编：《从历史角度看中国近代经济》，其中卡尔？里
斯金的论文最强烈地提出分配论观点，而伊懋可、托马斯？罗斯基及罗伯特？德恩伯格支持技术论观点。
有关问题的讨论见于苏珊？曼？琼斯：《误解中国经济——一篇评论》，《亚洲研究杂志》第 40 卷第 3 期
（1981 年 5 月），第 539—558 页。分配论者一般认为经济增长受到社会经济不平等以及分配不当、社会
政治结构和外国帝国主义等因素的阻碍，而技术论者强调技术水平、人口和对私人资本投资和积累的障碍。
以生产关系立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早于这两派论点，而且已被分配论派历史学者引用。事实上，两类
论点不必相互排斥，而综合的解释把两者结合起来。
初之间），农业单位面积的产量开始停滞，并落后于人口的增长。①这种停滞
部分地是由于沉重的人口压力造成的，它可以破坏生态平衡（如在湖南修筑
堤垸过多，造成洪水泛滥）②，或导致土地占有的不经济的分散，降低农民的
生活水平，以及产生流动的农村贫民的社会边缘阶层。丰富的廉价劳力，还
降低了创造发明和花钱改进技术的积极性。
技术论对于停滞的最复杂解释，被系统地阐述为“高水平平衡阀”。③
这种论点断定，令人注目的高水平的农业、水运技术与人口的增长和未利用
土地的消失结合在一起，减少了超出生活所需最低量的可用剩余产品总量。
即使这种剩余从未完全消失，人均剩余的下降也减少了需求。生产与消费进
入仅可维持生存的循环运动，再没有什么剩余留下供投资之用了。同时，由
于主要依靠人力的现有技术的复杂性，也难于以机械动力来取得降低成本所
需的巨大进展，并且也难以大量提高人均产量。因此，这种“平衡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