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才是最大的寂寞。
因此，冠中先生将默默远去，连同他的“雷声”。
我不想讨论究竟是“笔墨等于零”，还是“没有笔墨等于零”。也许都对。我也不想讨论美协是不是“只养鸡，不下蛋”。也许不是。我更不想讨论中国美术是不是“比非洲还落后”。那根本就说不清。我只想问：先生言此，难道是为了“炒作”？难道他说出的不是“诤言”，而是“寂寞”？
当然不是。冠中先生说这些话，不过因为鲁迅的精神在血管中奔腾；何况“怪异”的背后，还是深刻与尖锐。那么，泱泱大国，忧心忡忡如先生者，为什么寥寥无几？先生这些“雷人”的话，又为什么没有带来暴雨倾盆？
因为没有云。
晴空霹雳，注定是“只打雷，不下雨”。
没有云，是因为没有水。没有水，是因为没有树。没有树，是因为种树的周期太长，远不如水泥和塑料来得快。所以，什么“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也就是说说而已，谁耐烦等那么久？还是“大干快上”的好。大学要扩招，学位要速成，职务要坐直升飞机，大家都要削尖脑袋挤进排行榜。主管部门就像养鸡场的老板，天天数鸡蛋。学生和论文则像流水线上的产品，被批量生产出来。结果，当今中国，不但鲜有参天大树，就连灌木和小草都快没了，多的是水泥和塑料──水泥的脑袋，塑料的眼睛。
这就注定不会有思想，也没有人会去关注思想。思想有什么用呢？能帮我们找工作吗？能帮我们还房贷吗？能帮我们拉到客户吗？能帮我们脱颖而出吗？不能。那又何必要？当然，传统文化什么的，也要讲一讲。但最好是讲点“管用”的，比如《周易》和《孙子兵法》。即便是讲先秦诸子，也都恨不得能扯到市场营销上去。总之，我们需要的，是生财之道、竞争策略、职场经验和政治权谋，顶多再加一点“心灵鸡汤”。思想？还是算了吧！
显然，这不是一个产生思想的时代，甚至不是一个思考问题的时代。何况就算有思想，又如何呢？塑料的眼睛也看不见，水泥的脑袋也想不通。
我无意批评大众，大众并没有什么错。首先，对于任何人，谋生都永远是第一位的。如今的就业和生存是那样的艰难，你不能站着说话腰不疼。第二，大众选择什么，关注什么，是他的公民权利和自由。你不能因为他不知道吴冠中，就说人家低俗。第三，我们也不需要那么多思想家。如果中国的成年人都变成了思想家，那才叫做灾难。当然，这绝不等于说，大众就不能有思想，不该有思想。只是说，他可以不思想，有权不思想。
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可以“不都思考”，却总要“有人思考”。按照社会分工，这个任务，就交给了所谓“精英层”和“知识界”。如果这个阶层和界别的人，居然也是水泥的脑袋，塑料的眼睛，满腹的功利，一脸的麻木，我们这个民族，还有没有希望，有没有明天？这可真是不能不思考的问题。
斯人已逝，雷声已远。独立思考的人，将永远寂寞。问题是，我们还能听到那样振聋发聩的声音吗？
遂剥徐志摩《再别康桥》，以此悼念吴冠中先生──
寂寞地你走了，
正如来时之寂寞。
寂寞地离开这个漩涡，
不带走一丁点笔墨。
刊载于2010年6月29日《新京报》C02版，责任编辑潘采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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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明专制也不是民主
──挽蔡定剑先生
2010年11月26日，是向蔡定剑先生遗体告别的日子。为铭记先生“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之遗言，并寄托哀思，我于当晚在博客发表挽联云──
宪政即限政，公权不能膨胀；
民主实明主，言论终须自由。
下联的意思，本为“民主其实是透明的政治”，或者“人民应该明明白白地当家作主”。这才有了后面那一句：言论终须自由。可惜“明主”一词，古已有之，意为“英明之君主”，或“开明之君主”。这可是深入人心的理解。结果，此联一出，即在网上遭到误读。另外，“公权不能膨胀”一句，平仄也有问题。于是，我做了修改，改为──
宪政即限政，公权不可膨胀；
民主当明主，言论终须自由。
所谓“民主当明主”，可译作“民主应当是透明的政治”，意思明确一些了。然而，“明主”即“英明或开明之君主”，已经约定俗成，还是会误读。联系到下一句，更会误解为“民主就是让人说话”。让人说话，怎么是民主呢？那是“开明专制”嘛！
这当然完全不对。因此，贺卫方先生建议改为“泯主”，即“不要君主”。不过，主，可以是“君主”，也可以是“民主”。君主，即“主权在君”；民主，即“主权在民”。君主和民主的“主”，是“主权”或“做主”，不是“主人”或“主子”。君主可以不要，主权却不能泯灭。改为“泯主”，恐怕也有问题。
最后，我决定采纳网友“教书人”的建议，把下联改成“民主非明主，言论必须自由”。故此联之定稿应为──
宪政即限政，公权不可膨胀；
民主非明主，言论必须自由。
这样一来，意思就更明确：民主，不能依靠所谓“开明专制”或“开明君主”。再开明的君主，也是君主；再开明的专制，也是专制。《国际歌》云：“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因此，应该像蔡定剑先生所说的那样，把宪政民主当作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蔡定剑先生请走好！这些话，我们都记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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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鸦片还是香烟
〇 弄得舞台和银幕上满是权术，不可；干干净净，一点没有，不必。
三国戏又开演了，很多人在看，这几乎是当然的。
中国人为什么迷恋三国？有人说是因为迷恋权力。实际上，在不少人那里，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是被当作“政治启蒙读物”的。因为它对“有史以来中国的政治斗争和权力运作”，进行了一次“最为详尽而生动的解读”。因此批评者认为，如果原著中“尚遮遮掩掩而读者又乐在其中的”东西，被新版电视连续剧《三国》放大，而国人又被刺激得很high，那就令人担忧了（老于《〈三国〉迷狂：中国人的权谋启蒙》，2010年5月28日《华夏时报》）！
这很有道理，但又好像并不那么简单。
的确，中国人是比较迷恋权力，迷恋权谋。迷恋权力和权谋，才会迷恋乱世。因为正如老于先生所说，只有在乱世，在文明与制度崩坏的时代，权力才会是政治的所有内涵。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权力斗争的尖锐和复杂，也才会演绎到极致。三国就是这样一个时代。这个满打满算超不过一百年的“历史小插曲”，被文学艺术作品一再演绎，成为茶楼酒肆经久不衰的节目，茶余饭后乐此不疲的话题，其根本原因，也许就在这里。
问题是，这样一来，我们岂不都成了“鸦片鬼”？要知道，权术和权谋本是毒品。一旦装进权力这杆“烟枪”，肯定越吸越上瘾。最后，人就会变成鬼，或者人不人鬼不鬼。曹操、刘备、孙权，莫不如此，只有诸葛亮是个异数。然而，作风正派的诸葛亮，在《三国演义》中也“被权谋”。又是“锦囊妙计”，又是“三气周瑜”，活像一个“毒品贩子”。只不过，由于道德倾向的原因，这些权谋被说成是“智慧”，堂而皇之地受到推崇。这就正如《潜伏》。尽管它的主题歌高唱“那是真爱永远”和“那是忠诚永远”，却丝毫不妨碍人们从中获取“职场经验”，考察“办公室政治”，对余则成的战术“活学活用”。看来，我们总是有办法，在权谋与智慧之间，进行自己需要的转换。毒性浸淫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没办法，咱中国人，就好这一口！
这就不好办。首先，权谋这玩意，要想文艺作品不写，除非生活当中绝无。文学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装作看不见，那可就假了。何况，生活中比比皆是，光把文学艺术领域打扫得干干净净，管用吗？恐怕不但不管用，还只会坑了那些老实巴交、天真烂漫的，把他们弄得一点“免疫能力”和“防身技巧”都没有。至于那些存心想学坏使坏的，也不一定要看《三国》或者《潜伏》。他们还可以在生活中“学习”嘛！说得难听一点，那才真是“生动鲜活”的“大课堂”呢！你，能把生活也给禁了？
禁不了，也不能禁。因为看权谋戏的人，形形色色，心态各异。有想“学手艺”的，也有“看热闹”的。世界上那么多警匪片，观者如云，总不成都是想去做贼。所以，不能说爱看《三国演义》和“三国戏”的人，都是“鸦片鬼”。更何况，就算我等有那“贼心”，恐怕也没“贼能耐”。无权无势的，咋“玩弄权术”呀？
当然，你可以说喜欢看这种“热闹”，心态不正，格调不高。你还可以说，这是因为中国人的“国民性”出了问题。这些我都可以同意，只不过想提醒两点。第一，喜欢看宫廷政变和勾心斗角的，并不光是中国人。第二，你可以自己拒绝观看，但没有权力不准别人喜欢。毕竟，看权谋戏，并不违法犯罪；演权谋戏，也还在言论自由的范围。说得重一点，这也是一种“公民权利”。比方说，对历史的“知情权”。
事实上，比权术和权谋更恐怖的，是权力的不受限制。这才是曹操、刘备和孙权的问题所在，尤其是他们晚年的问题所在。相比较而言，他们那点权术和权谋，反倒是“小儿科”。所以，我们要防的，首先是权力的滥用。其次，是权术的玩弄。再次，才是一般小民对权谋的津津乐道。何况，只要说到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的政治史，这总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