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士礼估计，这次拍卖的收入可达十二万三千美元。按郇和的说法，从这笔钱里拿出三分之二分发给士官和士兵，三分之一给“积极参加攻占圆明园”的军官（他们内部也分为三类）。这样，战利品管理人员分给每个英军士兵十七美元（合四英镑）。霍普·格兰特很慷慨，把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赠送给了他的手下人。作为感谢，他手下的军官回敬他一个精雕细刻的容器，这是在这场大掠夺中幸免于难的所有最漂亮的物件之一。米奇尔和拿皮耳两位将军也都回绝了给他们的犒赏。
第十七章 英国人见证的洗劫（10）
吴士礼、郇和以及邓恩都认为，该是反省的时候了。他们三人都在思索这场暴露出人性最卑劣的本能的大掠夺的原因和深刻动机，以及这场掠夺所必然造成的大破坏问题。
吴士礼中校以说教者的姿态，对抢劫者的心理状态和掠夺哲学进行了颇有意义的探讨。他试图去理解和解释对圆明园的掠夺行为，特别是法国盟军的态度。他写道，他们突然之间面对着“一座宝矿，它展示着一个帝国所能拥有的所有珍贵物品”，所有这一切就如同很容易上钩的猎物一样呈现在他们面前。法国人发现“一大殿一大殿的物品，无论是中国产的还是欧洲产的，件件都是无价之宝；很多敞开着的大殿都摆放着价值连城的瓷瓶和瓷瓮；宫室中堆满了丝绸锦缎和刺绣品”。
在这种情况下，立刻盲目地抢夺，同时对那些无法搬运的过于笨重的东西进行疯狂破坏，对此，他并不感到奇怪。他承认法国人在好个地方设置了岗哨，但无济于事。他解释道：“当一支军队已经开始抢劫时，你是无法阻止的（法国的史学作者们提到了人无法抗拒的必然性问题。在这一点上，我同意他们的看法）。在这一时刻，人的本性会很快挣脱纪律的束缚，然而其结果特别挫伤士气，即使对一支纪律最严明的军队也是如此。他继续分析道，士兵们只不过是些不谙世事的毛头小伙子，他们后来一直都在回忆抢劫所体验的那种疯狂刺激的时刻。即使只拿回‘六个便士’，他们在多少年后谈起来仍兴奋不已。那一时刻与平时在军队纪律约束下的机械死板的生活形成如此大的反差，以至于成了他们一生中难忘的事件……”
吴士礼接着议论道，“无疑，好破坏是人固有的本性”，然而也正是这一点使恪守道德准则的正直人有别于其他人……他认为，“极有德行的人始终提防着对他的诱惑，而其他人、即大多数人，在机会出现时却抵御不住诱惑……法国人肯定不会脱离常规。”
他继续写道，“因此，官兵们似乎都被一时的疯狂所左右，他们的身心只想着一件事，那就是：抢，抢，抢。这种掠夺方式对军队是一种毒果。因为即使想要阻止，也只有有道德的人才会听从。那些品行不好的士兵照样抢夺，他们因不服从命令而致富，而好人只能承受克己的消极后果：也就是说依然贫穷。”
但是，这位英军中校（与郇和相反）对法军的恢复能力感到吃惊：“我不认为那些不良影响也同样地冲击了法国人。法国人生性比英国人节俭，英国人无忧无虑，花钱喝点儿什么或者请朋友喝点儿什么，都毫不犹豫。法军到了他们在北京城门外的新驻地三天以后，俨然一派军纪恢复的样子，士兵们跟通常一样人守着枪，就好像没有任何事情打乱过他们的正常生活。”
郇和认为，抢劫暴露了人的本性中被掩盖着的也是最黑暗的一面，这就是人的贪婪：“利益的诱惑具有极大的感染力……任何人都没打算平心静气地去欣赏那些艺术作品。每个人心里只想着拿最有价值的那一件。当不受法律或公众舆论约束时，潜伏在每个人心中的邪恶就会充分表演。圆明园大抢劫的场面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这场公认的偷窃很快便暴露了每个人的贪婪本性；各种恶习随之而来，嫉妒和争执也很快表现了出来。”
邓恩上尉根据他那疯狂抢劫的一天，同样得了出道德上令人伤感的结论：“我很累，躺在那儿，除了占领使人觉得满足以外，抢劫皇宫就是一切。这使人性深处隐藏着的最坏的情感，包括占有欲和贪欲，突然之间全都冒了出来。谁都对自己得到的不满足，因为总觉得别人比自己得到的更多。我还认为，每个人的自尊都程度不同地有所降低，因为都非常清楚在这种时候驱使自己的是哪种情感。”
这些不端行为对纪律、对法军和英军的荣誉都造成了影响，这是事实。正如写过很多关于抢劫经济学著作的美国教授詹姆斯·赫维亚所严肃指出的那样：“掠夺圆明园损毁了英国军队和法国军队出现在华北的理由本身，也损毁了其合法性，因为这支联军到那儿仅仅是为了强制执行一项条约而已。”
第十八章 归还人质，（生还的和死去的）（1）
10月7日
正当洗劫圆明园的行动紧张进行之际，英国人收到恭亲王10月6日签署的一封信函，信中还夹杂着巴夏礼的某些话。恭亲王允诺10月8日送还所有的俘虏。他得到的答复是，英方威妥玛将去会见中国密使，时间是下午四点，地点在城墙外。清方赴约的是恒祺。因为所有的城门都关闭着，所以偌大年纪的清朝大员是坐在一个篮子里，从北京城墙上吊放到地面上的……他对威妥玛说，大清军队撤退时把大部分俘虏都带走了；不过其中有些还在北京，这些人明天就会被送回英军军营。
威妥玛利用这个机会交给恒祺一封信，信中提出北京免遭打击的各项条件。特别是要立即交出一个城门，因为如若使者被召进城，这是保证使节安全所必需的一个条件。自9月18日发生人质被扣押事件以后，对联军来说这既是一种保证又是一种预防措施。清国钦差大臣先是一口回绝，认为提此要求是不识体统，有损尊严。但威妥码坚持不让，最后恒祺还是接受了。
10月8日
中午刚过，布鲁斯·塔洛克中尉正在英军营地不远的地方散步，这时候有个欧洲人骑马朝他走来。见那人面容憔悴，塔洛克心想此人肯定遇到了什么不幸。直到骑马人跟他说话时，他才认出那人是他在广东就认识的巴夏礼。的确，就在下午三点钟，巴夏礼和罗亨利，带着锡克兵纳尔辛回来，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洛图尔伯爵和四名法国士兵（沙努安上尉的勤务兵罗塞和巴什莱，以及军需助理杜比的勤务兵吉内斯泰和佩蒂），他们被清国当局送回英军军营。这几人立即被带到格兰特将军和额尔金勋爵所在的喇嘛寺院。
当天晚上，孟托邦将军正准备离开海淀村和圆明园，去北京城墙外英军和一部分法军的驻地，却听说在离皇宫不远的清廷大员的宅院里，刚刚发现几具外国俘虏的遗体以及一些失踪人质的衣物。在刚找到的那些衣物中有富隆…格朗尚上校的军服和肩章，阿代尔勤务官的笔记本和马鞍，杜比军需助理的旅行箱，以及属于诺曼的一些物品和一张女人照片，还有十五六副锡克骑兵的马鞍。
由于上述这些发现，法国人被激怒了，他们一把火烧了那几座可能属于奕亲王的房子。听说人质的遭遇以后，抢掠就更加肆无忌惮地继续下去。阿尔芒·吕西见证了那个疯狂的场面。他说：“士兵们疯狂地把他们拿不走的东西通通捣毁！就像被干渴折磨得要发疯的人那种劲头！这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听说了我们那些可怜的俘虏受到的种种折磨，当兵的想要以牙还牙，要为他们报仇；由于抓不到中国人，就开始拿中国古玩出气……”
10月9日
在向北京进发的路上，法国人听说洛图尔先生和四名法军士兵，以及巴夏礼还有罗亨利都已被释放。这四名执行任务的勤务兵回到了部队。
法军在距北京城三公里处扎营，以过去鞑靼人住的木棚为营房。那里离北京地坛已经不太远了。法军最高指挥官当即在司令部宴请洛图尔先生。但是这位负责科研任务的长官身体状况很惨。为他做检查的军医卡斯塔诺感到很不忍：
“他的状况很恐怖，浑身长满了虱子，到处是伤，几乎走不了路。两只手腕上还有受虐待留下的痕迹，好几个月手都不能动弹，肌肉萎缩麻痹。人整个消瘦下去，一副痛苦相，很是让人同情……因为他如此不幸，我们在救护车上尽可能使他减轻些痛苦，给他说些安慰话。”
孟托邦还具体指示说，我们必须帮助这位不幸的科学工作者，让他能够吃饭，因为他的两只手腕被捆绑的绳子勒得都露出了骨头，“这些野蛮人用只有他们才使得出来的极其残忍的手段，不时地对着那些绳子浇水使之保持潮湿，好让它越勒越紧”。他（后来）还说，这个“可怜的人”在法国过早死亡，也许就是他此前受虐待的结果。
负责把俘虏带回法军营地的莫里斯·埃里松说，他看到那些被俘人员都极为可怜。“尤其是洛图尔先生，他一只脚好像缩小了；他穿一件沾满泥巴的中国女人的旧长裙，两只手都伸不直，变成S形的……还有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他现在无法走动，因为他的隐私处整个被割掉，真是可怕。”
第十八章 归还人质，（生还的和死去的）（2）
将军知道，此后他不可能看到所有俘虏都能活着回来。
10月12日至14日
这回被释放的是一名法国士兵和八名锡克人。他们是与范纳指挥的骑兵部队的安德森中尉、布鲁斯的随员兼额尔金勋爵领导的使馆的首席专员诺曼先生一起被俘虏的。14日，又有另外两个同鲍拜先生同时被俘的士兵被放回来。所有的人回来时身体状况都非常惨，他们手和手腕都被镣铐勒伤，留下深深的伤痕。用姆吉的话说，从未见过比那些印度籍骑兵回来的情形更可怜的了。“他们几乎走不了路，只是在拖着腿。”
晚上，大家把装有诺曼先生、安德森中尉和两名锡克士兵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