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铁花留给小儿子胡适还有一份至关重要的“遗产”，就是两张言简意赅的遗嘱——给他妻子的说，“ 儿天资聪明，应该令他读书”；给胡适的有云，“教我努力读书上进”。这便是那位伟大母亲育子的精神支柱，这也是胡适求学生涯的灯塔。
1895年2月，胡适3足岁略多个把月，踏进了他的父母之邦徽州府。这块土地历史文化积沉深厚，向有“程朱阙里”（程顥、程颐兄弟原籍婺源，朱熹婺源人）、“江戴桑梓”（江永媝源人，戴震休宁人）、“金紫三胡故乡”（胡匡衷、胡秉虔、胡培翚均为绩溪人）之称，还被誉为“东南邹鲁”。混沌初开的胡适沉浸在如是经典汉学、传统伦理大环境中，潜移默化，起步学涯。
胡适随母一回到上庄，就进了他四叔介如的家塾读书（一共只有两个学生）。他太羸弱了，一根七八寸高的门槛还跨不过去；到了学堂上，还要别人抱他坐上、爬下课桌跟前的高凳。但是因为他已认得近千个字，所以老师不用从世俗的“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神童诗”之类启蒙开始，而是拿他父亲留下的《学为人诗》、《原学》直接做读本了。“为人之道，在率其性。子臣弟友，循理之正；谨乎庸言，勉乎庸行；以学为人，以期作圣”。“五常之中，不幸有变，名分攸关，不容稍紊。义之所在，身可以殉。求仁得仁，无所尤怨”。“为人之道，非有他术，穷理致和，返躬实践，黾勉于学，受道勿失”（《学为人诗》）。父亲的教导，逐渐融入到胡适人格中。
除了读父亲专为他编撰的《学为人诗》、《原学》外，胡适在九年时间的家塾里还读了《孝经》，朱子注本《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易经》及《书经》、《礼记》等。胡适读书与其他学生不同，他不属于“两元（学金）阶级”。他母亲交给塾师（先是四叔介如，后为族叔禹臣）六元，后来又加到十二块银元。付出如此高学金的目的，就是需要塾师为胡适“讲书”，每读一字，须讲一字；每读一句，须讲一句的意思。由于胡适已有了识千字，而且每个字都经过父亲讲解的基础，听讲也能听出滋味来。他感到朱子《小学》里记述古人行事的部分易懂，读起来就有趣。他的同学在读《幼学琼林》时只念大字（正文），他却爱读小字（注文），因为那里有许多神话和故事。他读书真所谓读出名堂来了。胡适成了大学者后，深悟母亲此举的非凡意义，“我一生最得力的是讲书，父亲母亲为我讲方字，两位先生为我讲书。念古文儿不讲解，等于念‘揭谛揭谛，波罗揭谛’，全无用处。”
“四书五经”给胡适打下了坚实的汉字基础，但打开胡适生活生趣之门的却是古代白话小说。尚在9岁那年，他在塾师四叔东屋后进的客房玩，偶然间看到桌子底下一只美孚煤油的木板箱里塞着废纸，废纸堆中露出一本破书。他随便捡起这本书，发现两头都被老鼠咬坏了，书面也被扯破了。他就站在破板箱边，一口气读完了这本残书。原来这是一本小字木刻版的《第五才子》（《水浒传》）书，残本开始的是“李逵打死殷天锡”这一回。胡适惊叹说：“这一本破书忽然为我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忽然在我儿童生活史上打开了一个新鲜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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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庄，“司马光、范缜得了我心”（2）
之后，他从五叔那里借到了《第一才子》书即《三国演义》，从三姊夫（在上海周浦开店）那里弄来了《正德皇帝下江南》、《七剑十三侠》；就是不求上进的大哥嗣稼，在他的大烟灯旁也有小说书作伴，成了胡适阅读的猎获对象；大嫂嫁妆里的《双珠凤》等弹词小说，自然成了这位小阿弟的藏书。他在二哥、三哥那里看到了古典小说名著：《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说到《聊斋》，少年胡适还经常受族姐妹、侄女们（都十五六岁）的包围，享受巴结，因为她们极爱听他讲《凤仙》、《莲香》、《张鸿渐》、《江城》这些故事。而讲《聊斋》时，首先需要较深理解这部故事生动、文笔优美的文言文小说的用词遣句，然后再把文言文译成白话，再转成绩溪土话，声声入扣地讲给她们听。这实际上也在锻炼小胡适做古文，为以后到上海去读书，写策论打基础。二哥绍之的书则给他开扩了眼界，一次回家，带给小弟一本日本人写的讲希腊爱国志士故事的《经国美谈》，这是胡适读外国小说的第一步。
胡适少年读书生涯中有一位密切同伴，而且起着杠杆作用，就是年纪与他相近（长4岁）的族叔胡堇人（字近仁）。“我同他不同学堂，但常常相见，成了最要好得朋友。他天才很高，也肯用功，读书比我多，家中也颇有藏书。他看过的小说，常借给我看。我借到的小说，也常借给他看。我们两人各有一个小手折，把看过得小说都记在上面，时时交换比较，看谁看的书多（按，如上述之外还有《琵琶记》、《夜雨秋灯录》、《夜谭随录》、《兰苕馆外史》、《寄园寄所寄》、《虞初新志》等传记、笔记小说及《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五虎平西》、《粉妆楼》一类无意义小说）。这两个折子后来都不见了，但我记得离开家乡时，我的折子上好像已有三十多部小说了”（胡适《四十自述？（一）九年的家乡教育》）。
这些小说，都是用当时白话叙述的，胡适读它，无疑是潜移默化，影响是十分深远的。这位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白话文鼻祖后来说：“我在不知不觉之中得到不少的白话散文的训练，在十几年后于我很有用处。”
封建迷信风气像山岚一样不可驱赶地弥漫在皖南崇山峻岭的每一个村落里。胡适幼年时，母亲为保他健康长命（他身体先天不足），常让伯娘带去烧香拜佛；还把他许在观音菩萨座下做弟子，取了一个佛名（胡适只记得上一个字“观”，下一个字忘了）；去外婆家时，路上有庙亭，动辄膜拜；眼翳病好了后，随母亲到古塘去烧香还愿……他太小了，都是无意识的、被迫的。但有一件事是出于他心愿的：他做了一个孔夫子神龛，有内堂，有神位、祭桌、烛台……仿照家塾和大姐家的样，工艺做很认真、精细。母亲对此很高兴，提供一张小桌子、一个铜香炉。每逢初一、月半，提醒儿子焚香敬礼。这一中国几千年流传下来对学界至圣祖师爷的敬崇礼拜，和民间对鬼神的盲目迷信膜拜，有着本质的区别。不是吗，胡适家大门上，贴着他父亲遗墨条幅：“僧道无缘”，已由大红色褪到粉红，又渐渐变成淡白色。
胡铁花应该是不盲从神鬼迷信的。他在协助吴大 郑州治黄患办河工时，曾嘲笑治河官吏祠祭膜拜水蛇虾蟆之类“河神”。他虽然未曾受过近代自然科学的洗礼，但他笃信程朱理学，因袭古代自然主义宇宙观。“天地氲氤，百物化生”。他在给儿子编撰的《原学》，开门见山就这样说。父亲去世的太早，不能直接授予他的无神论教育，但胡适说：“他留给我的，大概有两方面：一方面是遗传，因为我是‘我父亲的儿子’。一方面是他留下了一点程朱理学的遗风；我小时候跟着四叔念朱子的《小学》，就是理学的遗风；四叔家和我家的大门上都贴着‘僧道无缘’的条子，也就是理学家庭的一个招牌（胡适《四十自述？（二）从拜神到无神》）。
父亲闪光般的影响固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不过使胡适从上庄拜神阴影中走出，鹤立鸡群地自觉进入无神境界，主要是靠了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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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庄，“司马光、范缜得了我心”（3）
首先，他从朱子的《小学》中，读到史学家司马光家训中有关评论地狱的一段话，“形既朽灭，神亦飘散，虽有剉烧舂磨，亦无所施”。精神震动了！胡适对朱子《小学》是能全书背诵的，但总是不甚了解，然而就是这句话，一下子使他联想起他曾读过的《木莲救母》、《玉历钞传》等卷子中所描写的地狱里“上刀山、下油锅、抛奈何河（喂饿狗毒蛇）”的惨状，人死后已然“形既朽灭，神亦飘散”，你随便怎么折磨我，“亦无所施”啦。自此，胡适对世俗迷信“死后受审判”的观念，就开始怀疑起来了。
胡适11岁时，他的二哥绍之从上海回来，给他带来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司马光已经对他有过启示，司马光的名字无疑是闪光的。于是胡适便撇开了塾师要他读而又不感兴趣的《纲鉴易知录》、《御批通鉴辑览》（这时他已能句读古文），捧读“通鉴”。他很喜欢这部历史书，读得很认真，当他翻阅到第136卷时，论述5世纪时哲学家范缜与梁朝群官当众辩论“神灭论”时，眼睛发亮了。
缜著《神灭论》，以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也。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刀。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忘而神在哉”？此论出，朝野喧哗，难之，终不能屈。
范缜用浅显的刀子与刀口锋利的比喻，说明形与神相互依赖的关系。没有刀子就没有刀口的锋利，没有形体岂能有神魂吗？胡适惊叹道：“司马光引了这三十五个字的《神灭论》，居然把我脑子里的无数鬼神都赶跑了。从此以后，我不觉的成了一个无鬼无神的人。”
同在第136卷内，还记述了范缜与竟陵王萧子良辩论因果轮回说。范缜用“偶然论”来破坏佛教的果报轮回。他回答竟陵王“君不信因果，何能有富贵贫贱”时说，“人生如树花同发，随便而散，或拂帘幌，坠于茵席上；或关篱墙，落粪溷之中。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在何处？”意思是人生贵贱因出身分野，是完全偶然性的呀。胡适那个时代、那个环境，外来的佛家因果轮回盛行，而且超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