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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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师之死- 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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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炳麟中岁后所得,固非清学所能限矣,其影响于近年来学术界亦至巨。——梁启超
  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鲁迅
  在同时代学人中,章太炎是最难以定位的一个。
  时人多称赞章太炎的学问,章太炎十分不满,自认为政治胜于学术。他的弟子周作人在《谢本师》里就说,先生“自己以为政治是其专长,学问文艺只是失意时的消遣”。
  但这一定位即便在他的学生们中间也存有分歧。比如鲁迅,他给老师的定位是“有学问的革命家”,认为“先生的业迹,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学术史上还要大”。
  而以学问闻名的黄侃则不同意老师的自我定位,认为老师论政是“用其所短”。
  无论是政治胜于学术,还是学问优于政治,笔者无意评说。但我们可以这两点为纵轴,以同时代学人为横轴,考察章太炎在时代大变局中的历史与学术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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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遗命与人生两大主题
1869年,章太炎出生于浙江余杭的书香门第,祖父为他留下了多达5000卷的藏书。到他父亲时,因太平天国战乱,家势开始衰微。因此更加注重对子女的教育,冀望能够重振门楣。为此还立下《家训》,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条:妄自卑贱,足恭谄笑。第一条实际上是要求子女们不得对清廷卑躬相事。第二条是希望子女们精研经史,而不是专心于词章、书画等。这两条家训,成为了章太炎日后走向革命道路、精研学问的人生起点。
  1890,章父弥留之际,一再叮嘱:“吾家入清已七八世,殁皆用深衣敛,吾虽得职事官,未尝诣吏部,吾即死,不敢违家教,无加清时章服。”所谓“深衣”,就是士大夫平时闲居在家时所穿的衣服,上衣和下衣裳相连。太炎的祖辈,入清以来已经历七八代了,但死的时候都从来不穿戴清朝的衣服,而是采取“深衣敛”的办法。
  父亲死后,22岁的章太炎遵照父亲遗命,来到杭州的诂经精舍求学。诂经精舍是一所有着###十年历史的古老书院,乾嘉学派的重镇。当时的主持人是一代名儒俞樾。在诂经精舍期间,章太炎还陆续向谭献、孙诒让、高学治、黄以周、宋衡等名师求教。从这些名师处,章太炎的学问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扩展。
  这样从最初的家庭启蒙,到诂经精舍的8年教育,章太炎人生的两大主题——排满革命、精研学问——基本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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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民国政治人物分分合合的革命家(1)
1897年春天,在诂经精舍苦学8年之后,章太炎来到上海的十里洋场。此时他30岁,经学研究小有成就。此次抵沪,是受《时务报》经理汪康年的邀请,前往担任撰述,参与维新变法大业。
  然而对维新思想的认同并不代表章太炎对康有为治学态度和治学目的的认可。早在诂经精舍的时候,章太炎就写了驳议数十条,批判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依据现实需要重新阐发孔子思想,希望通过重构儒学体系,为变法提供理论支持。章太炎则认为牵强附会,偏离了治学的本道。
  在《时务报》馆期间,章太炎对梁启超等康门弟子尊康有为为圣人的做法充满鄙夷,说“这群康门弟子好比一群屎克螂在推滚粪球”。每次与梁启超、麦孟华等人论学时,都水火不相容。双方矛盾不断升级,最后竟至于一场群殴事件。经此事件,倔强的章太炎愤然离开《时务报》。
  1898年,经《时务报》馆老朋友夏曾佑推荐,章太炎被张之洞招入帐下。章太炎满心以为可以通过张之洞实现自己“依靠汉族督抚改变现状”的念头,所以高高兴兴地担任起《正学报》的编辑,撰文批驳康有为的今文经学理论。但他没有想到张之洞只是利用他与康有为的分歧,打压维新派。等到明白了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只是为了在清朝体制下稳健变法的时候,章太炎才径直离去。
  1900年7月,当唐才常在保皇会的资助下,祭起“勤王”大旗时,章太炎不再犹豫,明确宣布自己矢志反清,投身革命。1900年8月3日,为了显示投身革命的决心,毅然剪去长辨,脱去长衫,换上西装。
  割发之后,章太炎开始义无反顾地投入革命洪流,与改良派战斗。在民国政坛上,与章太炎理想最为接近的当数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
  章太炎与孙中山相识是在1899年第一次流亡日本期间。此次见面,章太炎被孙中山“当今中国不流血就不能推翻满清王朝”的议论深深打动,连连叫好,称其为“卓识”。
  1901年,章太炎割发明志后,随即著文《剪辫发说》,并将其寄给孙中山。文章很快就发表在了《中国旬报》上,这是对章太炎行为的无声肯定。
  正当章太炎在革命浪潮中充分施展其才学的时候,震惊中外的“《苏报》案”发生了,这是清朝末年最大的一起文字狱案。1903年6月30日,章太炎被捕,从此开始了3年的牢狱生涯,曾静、戴震等人的故事在他身上重演。
  1912年清帝退位后,章太炎强烈感受到南京临时政府的软弱无力,自己提出的种种主张和方案不被理解,他希望尽早结束南北分裂的局面,共御外辱。谁最接近自己的政治主张呢?当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所有人物,在章太炎看来:黎元洪号召力不够,孙中山不采纳自己的建议……一一数下去,最后长叹一声:只有袁世凯了。
  章太炎开始摇动手中的笔,为袁世凯唱赞歌,攻击同盟会的革命党人,骂他们是“鼠窃狗偷”的“群盗”。但很快幻想就被严酷的现实击碎,袁世凯的真实形象逐渐暴露在世人面前。特别是宋教仁被袁政府刺杀,让章太炎幡然觉醒。他开始认识到革命党人必须重新联合起来,于是主动找到孙中山、黄兴等,开始商讨如何对付袁世凯的阴谋。
  在革命家章太炎的一生中,经历了与洋务派、维新派的痛苦诀别,游走于革命派、旧军阀之间,始终是政坛上的一颗明星。但也许是因为30岁前埋首书斋所造成的不谙世事;也许是因为知识分子的一腔热血,使章太炎无法厘清社会现实和###的复杂性,因而他的主张也就不免成为不切实际的空想,最终化为泡影,也使得他一次次周旋于政客间的努力显得可笑而为人所诟病。
  但这显然不是章太炎人生的全部。
  清代学术史的押阵大将
  在革命上的单纯与理想化,并不能掩盖章太炎学术思想的深邃。从他在诂经精舍的两部“涂鸦之作”和后来的政论文章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他学问根基的扎实程度。然而,这些还只是冰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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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民国政治人物分分合合的革命家(2)
作为学问家的章太炎,无论是在思想史、学术史,还是文学史上,都是中流砥柱、一代宗师。其学问绝对配得上精深二字。那么,究竟精深到何种程度呢?我们不妨先来看几个故事。
  戊戌政变后,章太炎寓居台湾,结识了一位记者李书,两人闲聊。章太炎问李几岁开始读书,李说大约20岁他才延师启蒙。章太炎听后连连摇头,嫌他读书太迟,并说自己六七岁开始读书,到20岁差不多已经读完了。李书颇为怀疑章还能记得多少,于是随便举出几则自己记得的经书来问,不待李书说完,章太炎就一字不漏作了答复,甚至连哪一句在哪部书的第几页都说得清清楚楚。
  1904年,《訄书》修订本在日本出版后,古奥的文辞令不少人望而却步。连他的弟子鲁迅也说“读不断”、“看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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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亡矣
1936年6月7日晚饭后,章太炎遵照医生的嘱咐,在夫人汤国梨的搀扶下,绕着住宅散步,不料突然昏倒,汤国梨连忙喊人抬到卧室,并派人立即到博习医院请主任医师、美国人苏迈尔诊治。在医生的抢救下,太炎先生尽管脱离了危险,但却躺在床上起不来了。
  6月13日,章太炎突发高烧,体温竟达40度。14日凌晨,从口中吐出鼻菌烂肉两块,病情已至弥留状态。
  汤国梨(章太炎夫人)、李根源(民国###、同盟会员、章太炎国学讲习所的资助者)、苏迈尔医生围绕在病人周围。章太炎卧室门外的空地上,高高低低跪着国学讲习会的学员,他们每人手中举着一支点燃的香,低声啜泣着。
  7点45分,卧室中传出汤国梨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弟子们知道太炎先生走了,于是,低低的啜泣变成号啕大哭,悲声震天。
  弥留之际,他断断续续吐出两句遗言:“设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遗言与其父如出一辙。
  南京国民党政府得知章太炎病逝的消息后,于7月9日发布国葬令。在北京,章门弟子马裕藻、许寿裳、朱希祖、钱玄同、吴承仕、周作人、刘文典、沈兼士、马宗芗、黄子通等又单独举行了追悼会。他们曾发过这样一则《通启》:“先师章太炎发生不幸于本年六月十四日卒于江苏吴县,先生为革命元勋,国学泰斗,一旦辞世,薄海同悲。”
  1937年11月,苏州沦陷,日军闯入章家后花园内,看到后园内一座新墓,没有墓碑,怀疑内埋财宝,一定要挖墓看个究竟。章氏留下的唯一一位老家人苦苦劝止,竟遭毒打。亏得有个日本军佐闻讯赶来,知道这新墓是章太炎的,便喝退了日军。过了几天,还亲自来祭奠了一番,并在墓旁立了一个木柱,上书“章太炎之墓”几个大字。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日本兵来骚扰。
  时光流逝,转瞬过了20年。
  1955年4月3日,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浙江省人民政府正式为章太炎举行了安葬仪式。按照章太炎生前的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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