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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领导下，中国正有条不紊地推进经济市场化。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变革是怎样重新配置国家资源以解放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的？这种变革促使财产、市场和资本摆脱原有体制的束缚，中间阶层的社会秩序、经济和社会从旧有的生产模式中解脱出来。
中国的体制改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程。一些观察家用“蔓延”来比喻中国体制改革的过程，而且对其在更为自由的秩序中没有停滞而感到惊讶。但问题不在于国家的大小，而在于改革的方式和内容。
中央政府通过中央规划与权力下放相结合，完成了从传统社会主义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转型。一方面，旧有的行政管理体制依然强大，中央政府为实现这种转型，在每个阶段都要以颁布法令、规章，下发文件等形式传达行政命令。
另一方面，中国幅员辽阔，一直以来省县级地方政府也拥有相当的行政自主权，通过简政放权来实现这种转型并不令人惊讶。这种权利的下放促进甚至加速了经济的自由化和资本的原始积累。
中央政府尤为支持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诸如北京、上海、重庆和天津这样的直辖市以及其他的地级市，作为这种变革的试验区，并且赋予这些城市对其所辐射区域的管辖权。
在追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地方政府被赋予了更大的权利。直辖市、省和县一级政府担负起监管和服务的职能，为推动经济的发展提供各种保障。
地方的党政官员致力于工业、建筑以及商业的发展。很多官员在公共部门中的国有企业和资产公司担任要职；而其他的一些则进入了私营企业的董事会或拥有股份；还有一些则穿梭于政府和私营企业或者政府机构之间充当中间人；还有极少数人则从事黑市交易、行贿以及通过关系网谋取利益。
就所得税和营业税而言，中国是世界上权利下放最多的国家之一。曾一度依赖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地方财政，转而主要依靠私营企业。地方财政来自于土地租赁和交易的税费，也随着房地产市场的繁荣而增长。
中国人所称的“关系”，非常类似于美国人所说“马匹交易”（即经过讨价还价达成交易）。中国地方政府之间竞争也让人想起了美国的联邦主义。中美两国这种中央与地方间广泛的联系为地方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处理中国商业和政府事务所需要的“关系”，是怎样引起公平交易标准的透明化和为了寻求商业利益与市场机会所拥有的“精明”之间的矛盾冲突？
在华进行高技术领域的研发的外国公司调查到中国的对手利用关系谋利时，发现并从潜在或稍纵即逝的机遇中获取利益的动机，会怎样引起对“关系”这个微妙问题的争议？
2 13亿人口的中国的法律体制
为了进入中国市场，外国公司首先要对自己的项目和要面临的法律环境有个深入的了解。因此，要考虑在中国建立商业往来所要涉及到的法律问题，其重点在于企业组织、投资手段、合同、财产权、争议的解决和税费等方面。
中国的司法制度
敞开大门：是引狼入室还是获得更多的财富（5）
战胜国民党后，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国民党则逃到了台湾。
新政权首先废除了国民党所建立的司法制度。旧的司法制度被认为含有支持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条款。此后，新政权免去了大多数由国民党政府任命的法官。而且，共产党开展了几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例如，土改运动和“三反”运动）为新的政治秩序做准备。
在这些运动中，群众被发动起来公审“敌人”。在这期间，只制定了少数的法律，例如，婚姻法、工会法和土改法。同时，在党的领导下政府实行国有化和集体化政策，将大型私营工业企业和商业企业转变为国有企业，而中小型的工业和商业企业则转变为集体企业。
由于中国沿用前苏联指令性经济的模式，在司法制度上也效仿前苏联。从1953开始，政府在前苏联法律专家的帮助下启动了几项立法工程。1954年中国颁布了第一部宪法，随后关于国家组织构成的法律也陆续颁布。这一期间，刑法、民法以及刑事诉讼法也开始起草。而且，司法机构也得到了加强。
例如，司法独立的理念被引入，司法学校也被建立起来培训法官和律师。然而，建立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努力没有持续多久。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一系列政治事件使司法制度的建设几乎陷于停顿。
1956年，党中央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下发动了一场公开批评运动，鼓励人们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结果后来演变成了一场反右运动。很多人，尤其是律师和法官，由于直言不讳，被直接宣布参加“劳动再教育”而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
这两次群众运动导致法律机构开始削弱。例如，律师停业，司法学校被迫改教政治。 而且，在当时的人们看来，社会存在两种基本的矛盾，即，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敌我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通过调解来教育、劝说是优先采用的方法。而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则通过法制，例如，通过正式审判。由于大多数矛盾来自于人民内部，因而司法制度的建设变得并不迫切。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初恢复起草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法律和司法机构在随后的“*”中逐渐被遗忘。
世纪70年代后期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经济和司法制度的改革
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为首的新的领导集体决定实现国家的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中国实行了经济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经济改革始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在1979年以前，中国的农村实行的是集体经济。农村由公社、大队、生产队以及单干户组成。整个生产由集体安排，财物和收益由集体统一核算、统一分配。社员只能种点自留地、搞点家庭副业。在20世纪70年代末，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推行。其内容是“交足国家的（公粮），留够集体的（提留），其余都是自己的”。另外，允许农户从事副业生产或者种植经济作物。从而，粮食的产量明显增加，农户的收入得到大幅提高。
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中央决定在工业生产领域实行经济改革。如前文所述，中国过去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在这种经济体制下，中央政府颁布五年计划，并且制定年度经济规划，在此基础上，地方政府再制定各自的经济计划。而且，国有企业的生产是在主管部门监督下完成，业绩的好坏是由产量而不是利润来衡量。由于国家通常会对长期亏损的企业给予补贴，很多国有企业因而效率低下，产量不高。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央政府将经济决策权下放，赋予地方政府和企业更多的权利来管理经济和生产。另外，企业领导要对企业的盈亏负责。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敞开大门：是引狼入室还是获得更多的财富（6）
为了吸引境外的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中国于1979年通过第一部外商投资法——《中外合资企业法》。而且，中国政府建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4个经济特区。在经济特区，政府鼓励境外投资，并给予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此后，政府确定了大连、福州、广州、上海、宁波和青岛等14个沿海开放城市。
宪法和国家的结构
到中国六个月之后，当回忆起我所到过的国家时，我觉得中国在很多方面与美国相反。美国人坦率、外露，而中国人则含蓄、内敛。美国是个多元文化的移民国家；而经长期以来多民族融合后，中华民族（56个民族组成）具有高度同质性。
在中国和美国，人类的力量和自然的力量都曾被极度利用，有时运用得当，而有时则运用不当，甚至滥用。美国人仿佛被未知的恐惧所激励，而中国人则像被已知的恐惧所驱使。因而，从政府和社会经济学的观点来看，美国人不得不探求，而中国人则必须被告知。
这里陈述的只是一个基本的、普遍性的发现，从中美两国的比较之中所得出的结论，没有正确和错误之分。说实在的，我们的异同只是思维方式的异同而已。
举个恰当的例子：经济。上周我有幸邀请到一位中国学者来听我的授课。他曾在WTO供职，在一月份去德国做研究。
交谈中我估计，中国经济的特征是65％为计划经济，35％为市场经济。而美国经济则差不多相反。从人性的、政治的或者社会（或实用）的角度来看，这会导致什么不同结果呢？
外资公司应该怎样为企业的合规守法政策规避风险，并且成功超越障碍，在计划经济为主的中国市场竞争中取得成功？
同样地，为了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的市场竞争中获胜，外资企业（或考虑合资经营的中国企业）在此方面如何设计风险管理和防范方法，做出互利互惠安排，以转移或补偿由政府或企业的体制直接或间接造成的损失？
外国和中国企业如何识别和利用有利于或者局限中国商务和企业（比如，在市场分销权和供货渠道方面）的共同特点和规律（此可谓转化的艺术）？
从宪法的角度看中国的文化遗产
这一部分通过引用中国宪法来简要说明：（1）中国领导人曾经提出：为了发展经济而进行的改革开放的基础是中国的文化遗产。这里的文化遗产是什么？ （2）中国企业领导人具有什么样的社会经济思想？
在申请加入WTO期间，中国政府经常提到中国的传统（即，文化遗产），以此证明中央和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