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大的军政机构和缅共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巨额的财政经费。而“解放区”资源贫乏，人民贫困，征税困难，经费成了缅共中央、各军区和各县亟待解决的问题。
最先采取利用毒品产销来解决财政经费问题的是东北军区。1976年5月1日，东北军区组建了“特货贸易小组”（特货在当时是指鸦片），后来“特货贸易小组”被简称为“5·1组”，直接由东北军区财政部部长吴觉敏主管。同时还组建了两个贸易公司，一个在老街，一个在贵概。当时东北军区辖区所产的鸦片一律由“5·1组”和下属公司收购并课收鸦片税，禁止私人交易。
为发展鸦片生产，“5·1组”和下属公司还向烟农贷款或预付鸦片预售款，收获时节可以用鸦片还贷，也可以用现金还贷。在“5·1组”的大力推动下，缅甸掸邦北部的果敢、贵概、棒赛和勐固等地区的罂粟种植和鸦片生产迅速发展起来，农民从鸦片生产中获得了较为丰厚的收益。“5·1组”和公司收购的鸦片主要由部队押送至缅泰边境和泰国北部出售，不销往中国。东北军区从鸦片的收购和运销及鸦片税收中得到了可观的收益，成为财政经费的主要来源。
第十五章 每年上千吨鸦片去哪里了？（3）
1978年，东北军区决定公开打出“5·1组”的牌子，公开征收鸦片税，并在辖区实施鸦片统购统销措施。同时规定不准向中国贩运鸦片，也严禁在“解放区”进行鸦片私人交易。由于鸦片生产的扩展和收购量的增大，增加了长途贩运的人力和运输工具（当时主要是用骡马驮运）。东北军区在向南贩运鸦片的同时，招聘了一些技术人员开设了加工厂，将鸦片加工提炼成“黄砒”。黄砒比鸦片的体积和重量大大缩小，降低了运输成本，运至缅泰边境或泰国北部的价格又成倍提高，利润成倍增长。
由于当时鸦片和黄砒的生产都被视为“合法”，生产、收购和贩运都是名正言顺的，加之黄砒贩运的巨大利润的驱动，所以，到1979年，东北军区辖区鸦片生产进一步扩展，黄砒加工厂迅速增加，云集东北军区各地。缅共东北军区既是鸦片和黄砒生产的组织者，又是收购的组织者，同时也是长途贩运和营销的组织者和保护者。东北军区从鸦片和黄砒的产销中获取了巨大收益，在缅共各军区中首先暴富起来。
1980年后，缅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对此进行了研究和讨论，于8月19日决定将东北军区财政部“5·1组”收归中央直属，重组“特货”产销机构，该机构代号定为“8·19”。“8·19机构”的主管是缅共中央副主席德钦佩丁。“8·19机构”组建后就很快着手在“全解放区”组织鸦片的生产、收购及黄砒的加工和贩运，首先请来了黄砒加工技术人员在棒赛建起了第一座黄砒加工厂，开始大规模生产黄砒。接着在景北、北佤、姐兰、果敢、勐固和贵概等地区建起了同样的加工厂。缅共各级军政官员已把相当大的精力和注意力投向“8·19”，投入寻求财富与金钱的“特货”产销。“8·19”大大推动了缅北的鸦片生产，黄砒被大量加工成海洛因，再销往全世界。此时的缅共已经成为“金三角”地区重要的毒品王国之一。
“8·19机构”在1980年建立至1985年的几年中，生产和营销的毒品主要是黄砒，便于运输但不能吸食，主要向南贩运，其内部也建立了严格的财政收支账目，为解决缅共的财政经费困难问题起了重要作用。但是，渐渐地，“8·19机构”成员和缅共的一些高层人物化公为私，损公肥私的事件越来越多，越演越烈。有的利用公家的加工厂加工自己收购的鸦片自行营销，牟取暴利，有的在公司或加工厂入股分红，还有的自己建立加工厂，自己加工和贩运。久而久之，“8·19机构”的一些成员已经变成名副其实的毒枭和蛀虫。
车炬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据说，他的个人收入当时就高达1200万美元。他是中国云南省昆明人，1970年在云南边境地区当知青时私自越境参加了缅共人民军。由于打仗勇敢，有知识，会办事，很快被提升为缅共人民军第6旅政委。该旅驻防在邦桑南卡河以南地区，活动范围接近缅泰边境一带，理所当然地被委以重任，负责护送鸦片和黄砒至缅泰边境和泰国北部进行交易。车炬担任毒品“押运大臣”后，成了缅共的实权人物，一些缅*政要员纷纷拉拢巴结他。缅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高东的弟弟陈奂生是另一个代表人物，权倾一时的他，利用公家加工厂加工销售私人收购的鸦片，大发横财。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十五章 每年上千吨鸦片去哪里了？（4）
1986年4月，由车炬负责，缅共在南漠建立了第一座海洛因加工厂，技术人员和装备都来自泰国。由此开始，缅共“解放区”和缅北的海洛因加工厂一天比一天多起来，缅北地区的毒品生产进入了把鸦片直接加工成海洛因的新时期，毒品产销的利润更大了，“8·19机构”成为缅共内部最吃香的机构。
车炬在担负“特货”运销重任当中，再次体现出了他的精明能干，多次得到中央领导的表扬。1989年4月17日后，佤联军取缅共人民军而代之，车炬升任由人民军改编而来的佤联军420师师长，兼任本师财政部长，该师仍然驻扎于泰缅边境地区。据说，当时车炬有拥兵自重倾向，佤邦中央于是决定尽快除之为妙，以开会名义将其骗至邦康逮捕后关押于由中央警卫团看守的一个土洞牢房中，直至衰竭而死，下场悲惨。
1989年缅共活动退出历史舞台，世界最大的毒枭坤沙也随后于1996年1月向缅甸政府投降，缅共和坤沙集团都各自分化出一些余部，他们都继续大肆“以毒养军”，缅北地区涌现出数以百计新的毒品集团和新一代毒枭，有的军事实力超过了曾经盛极一时的坤沙，比如佤联军及其首领，不但继承了缅共“8·19”和坤沙的毒品产销衣钵，而且过之而无不及。
佤联军控制的佤邦地区迅速成为当地最大的海洛因产销地。资料显示，1996—1999年佤邦的罂粟种植面积约为110万亩，可产鸦片1000多吨，约占“金三角”地区罂粟种植面积和产量的60％。这些鸦片几乎都用来加工海洛因，10斤鸦片可以提炼出一斤海洛因，因此海洛因的年产量约为100吨。
1989年4月17日，佤联军发动兵变夺取缅共中央的领导权时，除了得到广大的地盘和大多数部队官兵和机关干部外，便是一片空白。如此庞大的烂摊子要在这样的紧要关头维持下去，各种压力一下子集中起来摆在了联军头目的面前，经费问题是其中最令人头痛的问题。他们经过短促商议后，立即于5月31日作出决定，成立“5·31公司”，负责毒品产销，紧急筹措经费。这个“5·31公司”其实就是当初缅共“8·19机构”的延续。佤邦头领按官衔大小在这一公司都占有相应的股份，公司利润由“国家”和这些官员共同分成。有资料说，1994年时，佤联军控制区内海洛因加工厂最多时达到48座，较为分散，规模也较小。1998年发现的固定而规模较大的有4座，流动规模较小的有16座，1999年发现的海洛因加工厂共25座，比1998年增加了5座，海洛因的产量也随加工厂的增加而增长，产销的规模和现代化水平都已大大超过了当年的坤沙集团。佤邦的主要领导者就是毒品产销的组织者或幕后操纵者，有的是直接经营者，比如南部军区司令魏学刚就是美国和泰国曾悬赏200万美元捉拿的毒枭，而政委鲍有谊就是中国破获的特大海洛因案件的幕后经营者。他们主要是通过政府的核心部门“5·31公司”把大量属于“国家财产”的鸦片从各地集中或分头送进设在各地的加工厂里加工成海洛因，又统一从秘密倾销到世界各地。
经营“特货”可以牟取巨额利润，并从烟农身上收取数量可观的交易税和人头税。在邦康的时候，佤邦对外关系部的起岩纳部长告诉我，他们每年只从每个老百姓那里收取5斤粮食的“农业税”，特别困难的地区还实行免税。但是，有关专家经过研究和考察，得出了实际的答案：烟农除了每人每年缴纳5元“人头税”外，把鸦片上缴给“国家”时还要缴纳10％的“交易税”，如果你胆敢私下交易，那就是犯法，轻则罚款坐牢，重则要掉人头。
第十五章 每年上千吨鸦片去哪里了？（5）
佤邦政府每年能够从罂粟上面得益多少，没有人细致地计算过，我们可以在这里以20世纪90年代后几年的行情为例大致估算一下：
1公斤海洛因，当地出产价是2万元人民币，随着销售过程中风险的增加，其价格也随之呈几何倍数增长，进入中国云南边境一线后涨到10万元人民币，到了昆明就涨到40万元人民币，出境到了香港涨到50万元港币，转手到了欧洲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地就可卖到12万美元，在美洲的美国纽约等地则可卖到50万美元。这是纯海洛因的价格，据有关资料显示，越到后面的环节，海洛因的纯度越低，因为中间商在不断地往里面参入别的东西以牟取更大利润。在纽约零售时，每公斤海洛因最后卖到了上千万美元。
我们就以卖到缅甸境外的第二个环节为例，每公斤海洛因卖价为10万元人民币。按照10比1的比率，每10公斤鸦片可提炼1公斤海洛因。那个阶段，仅佤邦境内种植的罂粟就达110万亩左右，平均下来，就算每年收割的鸦片是1000吨，提炼成海洛因就是100吨，销售额为100亿元人民币。除去收购价（按每公斤鸦片1200元计算）12亿元人民币，还剩88亿元人民币。再加上1000吨鸦片10％的“交易税”12亿元人民币。两项总计是892亿元人民币。这就是佤邦政府“5·31公司”每年从“特货”上得到的大概收入（后面各个销售层级上更加惊人的差价利润在此不再计算）。这些巨额资产，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