态度很谦恭的。他们对我的抬举，强化了我原本就很良好的自我感觉，让我觉得自己真的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角色。举一个例子，有一段时期，我学开车，一位老练的司机当我的教练。因为我的驾驶技术尚不熟练，车开得歪歪扭扭的，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操控者是新手。有一次，车驶在一个路口，一位交通警察把我的车拦住，示意我出示驾驶执照；我见状慌了手脚——我正在学车，哪来的执照？我打开车窗，正想向他求情，想不到那位交通警察一见是我，便“叭——”地一声对我立正敬礼，连声说：“王Sir，唔好意思，唔好意思！”说完，马上跳上电单车，一溜烟走了。这件小事情，让我发现了自己在荃湾的“影响力”，于是越发觉得自己了不起了。从此之后，我做起事情来胆子更大。那个时候的我，用“年轻气盛”来形容，是一点不为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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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迷神乱（1）
我当时的岳父是客家人。到荃湾法院工作后，我才知道原来荃湾是客家人的聚居区。在这个地方，经营七十二行生意的，有许多都是客家人；在各种工场食肆干活的，也多是客家人。客家人有成群结队聚居的传统，他们在香港自成群体。他们的祖宗曾留下“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的遗训，因此连所操的语言都与香港主流社会通用的粤语不同。我与瑞芬结婚后，越来越多的客家人知道我是法院有地位的职员，都把我看成了一个“人物”。他们当中，有一些人从事非法活动，便希望我能当他们的保护伞。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整日围着我的屁股转，与我套近乎。他们吹我捧我，请我喝茶、饮酒、唱歌、打牌、听歌，让陪酒女郎伴我喝酒。逢年过节，送来的不是月饼火腿，便是靓茶美酒……总而言之，有那么一段时间，我是日日欢娱、夜夜笙歌，没有一天是过得清静的。而我也热衷于被人吹捧，对这种浮华的生活乐此不疲，白天在法院里向各式人等耀武扬威，晚上则在酒家茶楼里与这些狐朋狗党们坐花琼宴，飞觞醉月，日子过得好不快活！正所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我在这种令人心性迷乱的生活气氛中，度过了一天又一天。
跟那些客家人混熟了之后，他们觉得有我这个在法院里“当官”的人做后台，做起事情就逐渐放肆了起来。而一旦发生了什么问题，他们就通过我岳父，要我出面“摆平”。而每当我做到了这一点，他们就兴奋不已，不时在我岳父跟前称赞我这位“客家女婿”如何如何“精明能干”，何等何等“神通广大”。这些客家人，有一部分以开饭馆为业。其实他们所开的“饭馆”与其说是用餐之地，不如说是赌场之所。这些“饭馆”通常只在楼下供人用餐，而在楼上供人玩牌。客人们常常在那里打麻将、玩十三张，以此方式赌钱，主人则从中“抽水”。在香港，聚众赌博在法律上是不允许的；但这些客家人很放肆，屡受警告依旧我行我素。有一天，管理荃湾地方的片警将一个这样的“饭馆”端了窝，当场没收了场中的赌具与赌资。这些客家人便跑来找我帮忙。来人投诉说，他们一帮乡亲父老，其实只是在一块玩玩麻将、纸牌什么的，可是那些警察冲上来，不分青红皂白，便硬说他们是在“赌博”，竟然把他们的东西全收走了。听完他们投诉之后，我便考虑到底要不要出手帮他们。平心而论，若是不认识这些人，我一定会觉得他们被警察干涉是活该，可是人偏偏就是这么怪，只因与他们有了某种关系，我的判断便出现了偏差，觉得他们只是不走运。我当时想：他们不过就是玩玩罢了，没什么大不了的。难道香港玩牌的人还少么？为何这些警察不去管别人，偏偏与他们较真。于是答应替他们去找警察局的人理论。
到了警察局，主管长官一见到我，便十分热情地和我打招呼，说：“哎呀，王Sir，今天是什么风把您吹到这里来啦？您怎会有空来找我们呀？”
我硬梆梆地说：“我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他谦卑地说：“有什么事我可以帮到你吗？”
我怒气冲冲地说：“你们也太不友善了，怎么把我的朋友的娱乐家当都没收走了呢？”
那位长官不无疑惑地说：“哪里哪里，王Sir您这话从何说起呢？请讲清楚点。”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意迷神乱（2）
我说：“怎么不是呢，昨晚你的部下不是到街捉赌，把人家的窝都端了吗？”
“哦，原来是这样。”那位长官说，“那些人是你的朋友吗？”
“不是我的朋友，可是他们比我的朋友还重要。他们是我岳父的朋友，也是老乡。你看你们这么做，让我多没面子呀。”
长官的表情变得有些尴尬。他沉吟了一会，走进警察局的内屋。过了一会儿，就出来对我说：“不好意思，王Sir，东西您叫他们来拿走吧。不过回去您可得告诉您岳父的那些老乡们，以后不要再搞这些名堂了！”
我听后，向那位长官道了谢，便离开了警察局。回去以后，我告诉他们这件事已经摆平了。在这整个过程中，我并没有拿他们的任何报酬，也没有告诉他们我是通过什么方式途径把这些东西搞回来的。我当时只是觉得他们发生了问题，我作为“客家女婿”，有义务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他们一把，并没有想过要从中捞一把。当然，对他们违法聚赌之事，我也进行了不咸不淡的劝告，至于他们听还是不听，我就管不着了。
我能把已经被没收的钱物弄回，让那些客家人感到十分兴奋。在他们眼中，我太了不起了，简直就是他们的“保护神”。由于觉得有我做后台，那些客家人更加胆大妄为。没多久，他们又因抽鸦片烟而惹来了麻烦。这回不仅烟枪被没收，人也被带走了。按照香港的法律，如果你在同一地方放置有两杆烟枪，就相当于是开烟馆，会遭到法律的严厉追究；如果你在同一个地方只放置有一杆烟枪，那就属于私吸烟土，罪名并不大。这一回，他们被收走的烟枪虽然只有一杆，可是被带走的人有好几个，因此事情可大可小。听了他们讲述相关情况后，我决定去找荃湾区的扫毒组探长，我估计他会知道此事。20世纪60年代的香港警察系统，说难听一点，差不多就是香港的黑社会组织，华探长、黑道与洋警司互相勾结，警队的*超过任何一个机构。直至港督麦里浩于1974年设置廉政公署之后，香港的警务系统才逐步变得有个样子。客家人的上述案件发生时，廉政风暴已悄然兴起，那些探长们虽然还很有势力，但是他们已听到了某些风声。因为担心将来遭到追究，他们做起事情来已不像从前那么肆无忌惮。找到探长之后，我径直对他说：“我有个亲戚，并不是开烟馆的，只是在家中藏了一杆烟枪，你们怎么就把人家的东西没收了呢？而且还拉了好几个人。”
探长向我解释说：“王Sir，这件事嘛，真没您讲的那么简单。从表面上来看，他们的确是只藏了一杆烟枪，可他们不是一个人抽，而是一个人抽完了，另外一个人又接着抽。他们这是在钻法律的空子，实际上是聚众吸鸦片。王Sir，这件事情嘛，我看您就不要管了。”
听他这么说，我不好再说什么，便客气地向他告辞，说：“好啦，多谢探长让我了解了相关的情况！既然如此，那我只能说很抱歉打搅了您。我告辞了。”
我本以为这一回恐怕不能再替那些客家人解困了，想不到过了两天，就来了一大群乡亲，带着一大堆各式各样的礼物，包括整只的烧猪、烧鹅，还有香烟、洋酒，来向我道谢，说多亏了我这个“大救星”出面，才使事件获得了解决。警察局对案件不了了之，不仅归还了烟枪，把拘留的人也放了。看到我对总探长的访问收到了效果，我自然也很高兴。在这整个事件的过程中，我并没有觉得自己是在包庇犯罪、怂恿违法。我觉得我找总探长说情，是光明正大的，因为我在这么做的时候，并没有要收受他人钱财的动机。我只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为我岳父的朋友做点“好事”。
就这样，我在邪路上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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锒铛入狱（1）
正当我为自己的“神通广大”而暗暗得意的时候，我在人生之旅上“咚——”地重摔了一跤！这一跤摔得我鼻青脸肿，遍体鳞伤，躺在地上许久爬不起来。时至今日，其后遗症还未完全消除。
烟枪事件解决后，过了一段时间，又有一位自称是我岳父“老友”的客家老乡来找我，他一见到我，便焦急地说：“王Sir，无论如何，这件事您一定要帮帮我！”我问他是什么事，他说他是做布匹生意的，有一个人，拿走了他十几万港币的货物，却给他开了一张不能兑现的支票。事后去找了他好几次，他都在耍花样。“搞到现在，已经拿他没有什么办法，看来只有您出面才能解决了。”那位来人说。
我听了之后，沉吟了一会儿，说：“这件事比较难搞，让我看看怎么样办吧。”这一次，我犯了自己一生中最大的一个错误。在前几次事件中，我只是去找相关部门的人员询问，与他们沟通，希望他们能对事件有所通融。至于他们给不给我面子，那是他们的事。无论如何，他们不可能加害于我，因为他们没有必要这么做，而且我也没有什么把柄落在他们手里。这一次情况则完全不同：我决定不去请相关部门的人员帮忙解决问题，而是直接去找当事人，逼他还债。在去找这位赖账者之前，我想，我是法院的工作人员，不是警察，直接出面去找他，似乎师出无名。为了使自己的行动具有“合法性”，我去找了一位姓苏的警官——他是我的朋友——请他帮个忙。我说：“有个王八蛋，欠了我岳父的朋友的钱不还，可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才能逼他还。你老兄能不能出个面，与我联手追索一下？”那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