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结论，如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所言：有钱人与你我不同。
而更贴近当今时代的一个事实是：今天的富人也不同于过去的富人。极速发展的全球经济已经造就了新一代超级精英阶层的崛起，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囊括了上两代人的财富。该阶层的成员是工作勤恳、受过高等教育、享受生活的精英人士。他们感到自己理应成为激烈的全球竞争中的赢家，并对那些还没有获得成功的人抱有一种矛盾心态。他们往往相信那些维持社会运转的机制，但对于经济的重新分配，即用来支持那些机制运转的税收，没什么兴趣。最惊人的一点是，这些新贵们正在形成一个跨全球的圈子，他们互相之间的共同点比他们与自己家乡同胞的共同点还要多。无论他们的定居之所在纽约还是香港、在莫斯科还是孟买，当代的这些顶级富豪正在抱团形成一个新的世界。
这一虚拟拜金世界的诞生令人瞩目，花旗集团一支杰出的策略团队建议其客户根据全球超级新贵的崛起力量设计投资组合。在2005年的一份投资报告中，策略师提出：“世界正分化成两个阵营——顶级富豪和其他人。在顶级富豪圈，没有美国消费者、英国消费者或者俄罗斯消费者，只有富裕的消费者，他们人数稀少，在收入和消费上却是与人数极不相称的巨无霸。令人惊讶的是，其余那些数不尽的非富裕人群只分到总收入的一小杯羹而已。”
在投资界，世界分为富豪及其他人两类已是普遍共识。2011年，世界最大的基金管理公司贝莱德公司（BlackRock）的首席股权策略师鲍勃多尔对记者说：“美国股市同美国经济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玩意儿。”——前者一飞冲天，而后者停滞不前。
自由市场的权威人物，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也注意到了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在2012年的一次电视访谈中，他宣称，美国经济已变得“十分扭曲”。他说，美国经济衰退后迎来了“重要的经济复苏只不过该复苏是属于高收入群体、大银行和大公司的”，而经济体中的其他单位，包括小企业和“数量庞大的劳动力”经受了打击并仍在痛苦挣扎。格林斯潘担心，我们所见到的根本不是单一的经济，而是在不断分化、差距变大的“两种根本不同的经济”。
花旗集团对贫富差距这一问题设计了一个统计变量，其原理称之为“消费者沙漏理论”。该理论认为，由于社会分化成富豪及其他人，一个聪明的投资方式是买入超级奢侈品制造商（它们卖东西给顶级富豪）和折扣店商家（它们卖东西给普通大众）的股票。（这一假说指出，随着中产阶层逐渐没落，迎合他们需求的商家也将消失。）
这一假说至今仍在应验。花旗的“沙漏指数”涵盖了从豪华零售品牌塞克斯（Saks）到“一元店”家庭美元（FamilyDollar）的股票。这一指数从最初发布的2009年12月10日到2011年9月1日期间增长了56。5％，而同期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仅上涨了11％。
第一次“镀金时代”
1897年2月10日，美国超级精英阶层的700名成员齐聚华尔道夫酒店，参加由纽约律师布拉德利马丁和他的妻子柯妮莉娅举办的化装舞会。据《纽约时报》报道，最受欢迎的是“绝代艳后”玛丽安托瓦内特（MaryAntoinette）的造型，有50位女士扮成了她。柯妮莉娅是一位略微发福的主妇，眼睛湛蓝，嘴如弯弓，胸部丰满，双下巴隐约可见，她扮成苏格兰女王玛丽一世，但挂着法国王后曾经戴过的一串项链，这足以令其他人黯然失色。布拉德利扮成路易十四（太阳王）款款而来。美国德裔皮毛业大亨约翰雅各布阿斯特扮成法国国王亨利四世。他的母亲卡罗琳也扮成了玛丽安托瓦内特，她穿着礼服，戴着价值25万美元的珠宝。银行家JP摩根打扮成法国剧作家莫里哀，他的侄女摩根小姐扮成了普鲁士的路易莎王后。
马克吐温在1873年的一部同名小说中创造了“镀金时代”这个词，但是马丁举办的这场舞会标志着，即便在一个逐渐习惯顶级富豪的国家，对巨富的展示还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据《纽约时报》记载，这场活动是“大都市中举办过的策划最为周详的私人派对”。《纽约天下》报道，马丁的客人包括86位大富豪，他们总共拥有的财富令世人震惊。据该小报所述，其中有12位客人每人身家超过1000万美元，另有24位客人每人拥有500万美元的财富，不是百万富豪的寥寥无几。
当时，整个美国都痴迷于炫富。《商业广告》报道，“马丁的舞会在时尚圈，甚至是普通大众中都轰动一时，而仲裁条约、古巴问题和纽约警察廉政调查好像都成了公众关注的次要事件。”那时和今天一样，美国颂扬大亨以及造就这些大亨的经济体系，但是即便在一个拥护资本主义的国家，马丁的舞会最终被证实是一个失败的决定。
舞会举行的年份是1897年，正值经济动荡不安的“长期萧条”（LongDepression）时代——自1873年开始的“长期萧条”是美国在19世纪经历的最严重的经济滑坡——眼看就要临近尾声。
马丁夫人为舞会找了个正当理由：“滴流”。她仅提前三周发出邀请函，因为她认为如此短暂的准备时间会迫使她的来宾在纽约而不是去到巴黎购买奢华的礼服，从而促进了当地经济。纽约市音乐家协会同意这样的看法，并认为富豪的这笔大开支为其他人创造了重要的就业机会。
但是民众普遍没有信服这样的解释。该舞会使得马丁一家臭名远扬，并引发了人们对富豪的广泛民愤，由此顶级富豪被征收收入税。这一切促使马丁一家逃往英国，不过此前他们已经在英格兰买下一幢房子，并在苏格兰租了65000英亩的地产。
马丁的舞会事件绝妙地印证了深刻的经济转型，它在过去的数百年里一直搅动着西方世界。我们已经在工业革命中生活了将近两个世纪，这很容易让我们忽视第一次“镀金时代”同人类历史其他时期的根本性割裂。1800年后的两个世纪里，世界人口增长逾6倍，而世界人均收入增长逾10倍。社会运作方式的转变是全新的，且其重要性不亚于动植物从野生到家养的转变。
要是你有幸经历第一次“镀金时代”，你不必成为经济学家也能察觉自己生活在历史的某个关键时刻。1897年——就在马丁举办舞会那年——马克吐温造访了伦敦，恰巧碰上纪念维多利亚女王加冕60周年的钻石大庆。
“英国的历史长达两千年，”马克吐温写道，“然而自维多利亚女王出生以来，世界在许多方面往前迈了一大步，比之前两千年所有前进步伐的总和还大。”
2010年过世的安格斯麦迪森是一名经济史学家，也自认为是“数据恋人”——他认为数字对于理解世界至关重要。在长达60年的职业生涯中，麦迪森致力于收集过去两千年有关全球经济转型的种种数据——从海运到烟草贸易等。他天才般地将这些数字放在一起“细细咀嚼”，然后揭示出全球发展的大趋势。
麦迪森绘制了许多引人入胜的统计表，其中一张展示了19世纪世界发生的剧烈变化，特别是西欧国家以及被他称为“西方衍支”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从公元1年到1000年，西欧国家的GDP（国民生产总值）以平均每年0。01％的复合减少率缩减，总体而言公元1000年的人们比一千年前稍穷一些；在“西方衍支”国家中，GDP在这一千年内增长了0。05％。在1000年至1820年间（8个多世纪），西欧国家的GDP平均年复合增长率为0。34％，“西方衍支”国家的这一数字为0。35％。
紧接着，世界发生了彻底变革。经济开始腾飞——1820年至1998年间，西欧国家的GDP平均年增长率为2。13％，而在“西方衍支”国家，这一数字高达3。68％。
工业革命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经济繁荣。最终，西方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富有，并且工业化的程度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直到两百年后的今天，随着市场经济的出现，我们才得以想象工业化带来的差距有缩小的可能。
可是，财富的累积伴随着巨大的社会成本。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困难重重，这一转变打破了社团间的联系，使人们历经艰辛学到的手工艺变得无足轻重。马丁一家和他们的好友成了典型，但他们只是更广泛的经济繁荣的冰山一角。与之相反，许许多多的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处于穷困潦倒的境地——舞会的举办毕竟正值“长期萧条”时期，美国和欧洲都发生了经济滑坡，而且持续时间比五十余年后发生的“大萧条”更为长久。工业革命造就了许多顶级富豪（我们称他们为“强盗贵族”），也造成了他们与普通民众的巨大差距。
工业革命的缔造者明白一个道理，社会分成大赢家和其他人两部分，这是那时经济转型无法避免的后果。美国匹茨堡钢铁大亨、首批“强盗贵族”之一的安德鲁卡内基如此评价那个时代前1％富豪群体的崛起：“就这样发生了，我们无法避免，也没有什么替代办法。虽然竞争法则有时对于个人很残酷，但是它对于整个人类是极好的，因为它保证了每个领域都遵循适者生存的法则。因此，我们只有接受环境的不平等，我们必须适应自身拥有的条件；高度集中的工业、商业、产业仅掌握在少数几个人手中，我们只有接受这个现实；我们也必须接受竞争法则，这对于人类未来的进步不但有益而且重要。”
当然，卡内基十分自信地认为工业资本主义利大于弊，他用“对于整个人类是极好的”来形容其优势，让现在的我们都感到局促不安。但是他也明白“我们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尤其是，他将贫富间的巨大差距称为“当代的一大问题”。
卡内基生活在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