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尤其是，他将贫富间的巨大差距称为“当代的一大问题”。
卡内基生活在第一次“镀金时代”，因此他比现在的我们能更直观、更清楚地意识到：同过去几个世纪人们的生活方式相比，第一次“镀金时代”带来的差距是多么显著。“在过去的几百年间，”他写道，“人类的生活环境不但发生了改变，而且发生了革命性的剧变。从前，部落首领和下属在衣食住行和生活环境上几乎没什么差别。如今，文明人已翻过这一页历史，但印第安人依然如此。我在拜访苏族人时，曾被领进酋长的棚屋。他的棚屋在外观上同其他人的没什么区别，即便同最穷的族人的棚屋相比，区别也微乎其微。而如今，百万富豪的宫殿与劳动者的茅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反映了人类走向文明期间的巨大变革。”
第4节。
卡内基从一个纺织童工一步步往上爬，最后跻身美国首批顶级富豪的行列。他明白宫殿和茅屋间的距离仅仅是贫富差距的外在表现——一块比赛记分牌而已。
权力关系的变化从工作场所中就能体现出来，在那里你能最强烈地感受到：“从前，家里或家庭开的小商店生产商品。师傅和学徒肩并肩地工作，学徒和主人住在同一屋檐下，因此生活条件都一样。当这些学徒成为师傅后，他们的生活方式极少或完全没有变化，他们按同样的规程传授技艺给自己的学徒。这大致体现了社会平等——甚至是政治平等，反观当今，那些去工厂上班的人在美国国务院里几乎没有发言权。”
在工业革命前，我们都是平等的，但第一次“镀金时代”改变了这一点。卡内基接着写道，“如今，我们的工厂里和矿上聚集了上千名技术工人，雇主对他们一无所知，而在那些工人看来，雇主不过是个神话人物。他们之间没有任何交流，森严的等级已经形成了。通常，互相的忽视滋生出互相的不信任。不同等级的人不会互相同情，而是时刻准备好了诋毁对方。”
这种转变在美国尤为明显——原因之一可能是直至今日，美国的历史观还没有完全接受卡内基一百年前所描述的工业社会中那些“森严的等级”的存在。美国在建国初期——美国革命时期——是地球上最为平等的国家，建国者也自豪地宣称这一点。1814年9月10日，托马斯杰斐逊从密西西比州蒙蒂塞洛给托马斯库珀博士寄了封信。库珀是英裔美国人，博学多才，他熟习法律，教授化学和政治哲学，当过一所大学的校长。杰斐逊在信中写道，“我们没有贫民劳动者构成了我们人口中的大多数，不需要从事体力劳动或专业工作的富人为数极少，而且他们仅拥有适量的财富。大多数劳动者拥有财产，有地可耕，他们通过自己的劳动从富人和能人那里索取报酬，只需要适度地工作就能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而另一方面，过着舒适生活的富人对欧洲人所谓的奢华完全没有概念，他们比劳动阶级拥有更多使生活更为舒适和体面的物品，但仅比制造这些物品的劳动者多了一点点而已。还有什么样的社会状态比这样更令人满意的呢？”
杰斐逊将这样一个阿卡狄亚式的平等社会同贫富差距显著的英格兰作了对比：“现在，让我们计算一下两个国家各自的幸福值。在英格兰，幸福只属于贵族。你比我更清楚他们同劳工和穷人之间的比例。假设贵族在100人中占4人，那么这个国家的幸福和苦难的比例就是1∶25。而在美国，这一比例是800万∶0，换言之全部都是幸福，没有一丝苦难。”20年后，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访问美国，回到法国后他写道：“没有什么比美国人民的普遍平等状况更触动我的了。”
在杰斐逊和托克维尔的眼里，美国相当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瑞典。经济史学家彼得林德特和杰弗里威廉姆森收集的大量数据已经证实了这一历史。当时美国的13个殖民地——包括南部和黑奴区——明显比其他国家更为平等，而英格兰、威尔士和荷兰这些国家将很快见证如火如荼的工业革命。
“即使将黑奴纳入总收入分布的统计对象，1774年的美国殖民地仍是家庭收入分布最为平等的地区，尽管和其他国家的差距已经变小了。”林德特教授说。
当时，造访者和美国人除了将美国视为一块平等的土地，还认为殖民地的人比家乡同胞要富裕——这毕竟是移民美国的目的之一。林德特和威廉姆森还用了一个重要的特例证实这段历史：除去精英阶层不算，主张平等主义的美国比英格兰更加富有。当目光聚集在最富有的前2％的美国人时，将他们同英格兰的土地贵族相比，连西弗吉尼亚州查尔斯顿的种植园主也成了可怜虫。虽然今天我们称之为中产阶层的那些美国人显然比英格兰人更为富有，但后者前2％的富人实在是太有经济实力了，以至于英格兰整个国家的平均收入几乎与美国不相上下。
“在美国找不到能与英国贝德福德公爵相匹敌的人，”林德特教授说，“连最富有的查尔斯顿黑奴主都敌不过英国的土地贵族。”
在主张平等主义的美国——甚至在主张贵族统治的欧洲——工业革命使得社会财富“水涨船高”，同时扩大了社会贫富差距。工业革命的进程令人痛苦的原因在于：成为失败者是相当可怕的一件事——技术熟练的纺织工等勒德分子从自身角度出发，捣毁使手工艺变得无足轻重的机器，他们的动机并非没有道理。但是，在由前1％精英统治的社会里，工业革命的“创造性破坏”对于许多有诚意加入富豪行列但摔了大跟斗的人而言是痛苦不堪的。事实上，正是他们——渴望成为富豪的人——那令人动容的伤感促使马克吐温写出了为该时代命名的小说。
马克吐温和查尔斯杜德利华纳（《镀金时代》的合著者）在伦敦版小说的前言中写道，“在美国，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自己的如意算盘——不论是在社会地位方面，还是在财富方面。我们想在《镀金时代》中阐述的正是这种四处弥漫的投机心理。对于个人和国家来说，这种投机是喜忧参半的：好的方面是它既能促使我们永远前进，直抵某一目标，又能阻止我们袖手旁观；坏的方面是我们选定的目标通常是错误的，结果使人精疲力竭——如果整个国家充斥着这样的人，国家也好不到哪去。话要说回来，有目标无论如何总比没有好，即便有时受尽了苦，也是有胜于无。”
尽管作为美国主要资本家之一的卡内基承认，美国的经济转型终结了“社会平等”的年代，但政治民主还是在美国和欧洲的大部分国家中逐渐深化，这看似矛盾，其实不然。从很多方面来说，逐渐深化的政治平等和日益严重的经济不平等间的碰撞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世界的一大历史场景。在美国，这种冲突引发了平民党和进步党的运动，并平息了当时99％的民众的不满，将反托拉斯法、政府监管和收入税施加于富豪阶层。20年后，“大萧条”进一步激怒了美国大众，他们要求将更多的限制加在顶级富豪的头上：在商业银行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间构建了一堵防火墙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新政”的社会福利体系以及对富人征收更高的税——截至1944年，最高税率达94％。而在1897年，即马丁举行舞会的那一年，还没有“收入税”一说。
在欧洲，社会底层人民从来没有美国殖民地的人们过得好。工业革命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第一部脉络清晰的关于阶级斗争的政治理论——马克思主义由此诞生，并导致20世纪中叶俄罗斯、东欧和中国发生了激烈的革命运动，从而建立了共产主义政权。取得胜利的共产主义者对自身国界之外也产生了影响——红色威胁是促成美国罗斯福“新政”和西欧优厚的社会福利体系的原因之一。向99％的人民妥协至少比冒着被他们颠覆政权的危险要好得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无产阶级在那些布尔什维克党以“苏联集团”之名建立专政的国家里生活得最为悲惨，他们的生活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而在美国和西欧，顶级富豪与普通大众的妥协成功奏效——经济大幅增长，收入差距稳步缩小。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间，美国前1％的富人和其余人的经济差距缩小了，前1％富人的收入份额从1940年的近16％降至1970年的低于7％。1980年，美国首席执行官的平均收入是普通工人的42倍，而到2012年，这一比例飙升至380倍。即使税收保持在较高水平——最高边际税率达70％，但是从1947年至1977年，平均每年经济增长率仍达到3。7％，如此强劲的经济增长普遍营造了乐观和繁荣的氛围。这是美国中产阶层的黄金时代，难怪美国的通俗文化热衷于铭记这段历史。西欧国家的经历大都与之类似——强劲的经济增长、高税收和覆盖面广的社会福利网络。
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再次发生深刻变化。伴随着经济转型，“二战”后的社会契约原则也在发生深刻变化。今天，两股极其强大的力量——技术革命和全球化——正在推动经济变革。这两项密切相关的变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40年前，第一批个人计算机就已上市。由于我们总认为“太阳底下无新鲜事”，于是很容易低估这两者的影响力。技术革命和全球化不论在力量上还是规模上均与工业革命相当，在这两者的共同作用下，经济之车完成了换挡加速，马力全开。细想一下：2010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过去仅仅两年后——全球经济增长率逾6％。这真是一个令人惊奇的数字，要知道在1820年，其平均增长率连0。5％都不到。
即使同工业革命后的经济年平均增长率相比，技术革命与全球化的变革也是一次巨大的加速。如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