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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宫 3（1）
我在济马的公寓里待了一个多月。两三天后开始退烧，但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都全身无力，连要站好都很勉强。刚开始凯蒂大概一个星期来探两次，但她话很少，多半待个二三十分钟就离开。要是当时我多留意一下情况，也许会觉得纳闷，尤其在济马说出我是怎样获救以后。这真是奇怪，毕竟，一个人花了三个礼拜翻天覆地来找我，等找到后怎么会变得如此保留。但事情就是这样，我也没去质疑。当时身体那么虚，什么都质疑不了，我就这样坦然地接受她的来来去去。那些都是很自然的事，具有支配性和必然性，就跟天气、行星的运转或是每日午后三时透过窗户洒进屋里的阳光一样。
休养期间由济马负责照料我。他新家位于旧西村出租公寓的二楼，木条撑起来的房屋昏暗无光，塞满书籍跟录音带：两个相连却无门相隔的小房间，一间设备简陋的厨房，一间无窗的浴室。我明白让我待在那里对济马来说是多大的牺牲，但每次要表达谢意时，他就挥手示意我住嘴，装出一副没什么大不了的样子。他自掏腰包养活我，让我睡在他床上，却一无所求。同时他又很气我，口无遮拦地说他有多讨厌我。不只是因为我的行为像个低能儿，更因为在过程中我还差点把自己害死。像我这等智商的人竟然会干出那种事，实在是不可原谅，他说。简直是荒唐到了极点，顽固得莫名其妙，简直是发神经。要是有麻烦，干嘛不向他求助？难道我会不知道他愿意为我做任何事？对于这些责难，我无话可说。我能体会济马感觉很受伤，对此我觉得惭愧。随着时间的过去，我愈来愈难理解自己一手造成的灾难。我原以为自己是英勇奋战，到头来却变成我只是在展示懦弱最难堪的形态──自鸣得意于对世界的藐视，拒绝干脆地面对现实。如今我只剩懊悔，对自己的愚昧一筹莫展。在济马家的日子一天天过去，随着身体逐渐复元，我明白自己必须重新开始。我想赎罪，想补偿所有仍旧关心我的人。我厌倦自己，厌倦自己的想法，厌倦要为自己的命运担惊受怕。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有净化自我的需要，对自己一切的任性妄为彻底悔改。我要挥别绝对的自私自利，决心到达一种全然无私的境界。我要在想到自己之前，先想到别人，我不断提醒自己要尽一切努力来消除我造成的伤害，这么一来也许能开始在这世上成就些什么。当然啦，这是项不可能实现的计划，我却抱着近似宗教狂热的心情执意去进行。我想让自己变成圣徒，一个不相信上帝的圣徒，四处流浪广施善行。无论现在听起来有多荒谬，我相信那正是当时我想做的事。我渴望获得一种确定性，而且我愿不惜一切代价去获得。
然而眼前仍有一项阻碍。虽然命运最后还是眷顾我，但那已是间不容发的地步。体温回复正常后的一两天，我下床去洗手间。我想那是晚上吧，济马在另一个房间埋头工作。上完厕所拖着脚步慢慢走回房间，我注意到维克托舅舅的竖笛盒正放在地板上。打从得救那时候起，我压根就没想过它，而看到它样子那么糟，我突然觉得惊恐万分。黑色的皮壳多已脱落，剩下来的也鼓起龟裂。它禁不起中央公园里的风吹雨打，而我很想知道雨水有没有渗进去、乐器有没有受损？我捡起盒子爬上床，做出最坏的打算。解开锁掀起盒盖，还没来得及检查竖笛，一个白色的信封飘落在地上，我这才明白自己大难临头了。那是兵役委员会的来信。我不只忘了体检的日期，连自己收到那封信的事也忘得一乾二净。就在那一瞬间，所有的事情似乎又向我逼来。我现在大概已经变成逃犯了吧。假如真的错过了体检，然后政府也签发了逮捕令──那表示我得付出惨痛的代价，后果的严重性难以想像。撕开信封，找到印刷函贴在空白栏上的日期：九月十六日。这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今天是星期几。我已经丧失了看钟、看日历的习惯，连猜都没办法。
“有个小问题。”我问仍在俯首工作的济马：“你知道今天星期几吗？”
月宫 3（2）
“星期天。”他头也不抬。
“我是说日期。几月几号。不必说哪一年，这个我还很清楚。”
“九月十五。”他依旧头也不抬。
“九月十五？”我说：“你确定？”
“我当然确定。千真万确。”
我躺回枕头里，闭上眼睛，喃喃地说：“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济马终于转过头来，狐疑地看着我。“到底有什么好的？”
“因为这样我就不是犯人啦。”
“什么？”
“因为这样我就不是犯人啦。”
“我第一次已经听得很清楚。同样的话再说一遍也没用。”
我举起那封通知信挥了挥说：“看了这个就知道我在说什么。”
第二天上午我得去白厅街报到。济马已经在七月接受体检（他因气喘而办理缓召）。接着我们花了两三个钟头讨论我的未来。这场谈话基本上跟美国那时成千上万年轻人的谈话雷同，但跟大多数的人不一样，我压根没有准备去迎接那个关键的时刻。没医生证明、没吞药扭曲肌肉反应，没安排一连串的崩溃好戏来建立心理焦虑病史。我一直都知道自己不会去当兵，但在得到这个结论后就没再多想。就像在面对其他那么多事的时候一样，懒惰散漫占了上风，而我就毅然决然地把这个问题拒于千里之外。济马吓到了，不得不承认如今为时已晚。我不是通过体检就是没通过；要是通过了，只有两条路可以走：离开这国家或是去坐牢。济马说了一些别人跑到国外的事，到加拿大、到法国、到瑞典，但我兴趣缺缺。我身上一毛钱也没有，我说，而且我也没那个心情去旅行。
他说：“那反正你最后就会变成罪犯。”
“是囚犯。”我纠正他：“而且是个良心犯。这可不一样。”
我身体才刚开始复元，而第二天早上起来换衣服时──济马的衣服，小我好几号──我才明白自己不成人形哪都去不成。我整个人都被掏空了，光是穿过房间就需要所有精力跟全副精神。在此之前，我每次下床都不超过一到二分钟，只能浑身虚脱一路哆嗦地走到洗手间然后回来。要是没有济马扶着，我实在怀疑自己出得了门吗？他让我用自己的脚站着，两手抱着我身体帮我走下楼，然后让我靠在他身上蹒跚地走向地铁。那真是一幅可悲复可怖的惨状。济马带我到白厅街一栋大楼前门，然后指指正对面的餐厅，说体检完到那找他。他捏捏我的手臂鼓励我。他说：“别担心。你他妈的会是个好军人，佛格。你浑身上下都是军人的料。”我回答：“你真他妈的对极了。我会是那个该死军队里头最他妈杰出的好军人。连白痴都知道。”我向济马敬了假军礼，然后紧扒着墙踉跄地走进大楼。
后来发生的事很多都不记得了。零零碎碎的片段还有，却凑不成完整的记忆，没一件能确切谈论的事。我连发生什么事都搞不清楚，这种无能为力充分证明了当时我是虚弱到怎样凄惨的地步。我要耗尽全身的力气才能勉强站好，努力别让自己倒下去，那当然就没在该留意的地方留意了。我想其实我眼睛在那几个钟头里大部分时间都是闭上的，当我设法睁开眼睛的时候，面前的景象又都来不及进入眼帘。大概有五十到一百个人一起进行体检吧。我记得坐在大房间里的桌子前面，听一个中士跟我们讲话，但我不记得他说过什么，一个字都想不起来。他们发表格给我们填，接着是某种笔试，不过也很有可能是先笔试再填表。我记得自己勾选了所属的社团并且花了点时间在上面：大学时参加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中学时参加的学生非宗教组织和学生非暴力组织，然后得解释前年遭到逮捕的理由。我是最后一个写完的，到后来那个中士站在我后面，喃喃念着什么何叔叔跟美国国旗之类的。
随后是休息时间，几分钟或是半个钟头。我看到走廊、日光灯、一堆穿着内裤的年轻人站在旁边。我还记得自己当时极度脆弱的感觉，但许多细节都已消失不见。比方说，我们是在哪换下衣服的，排队等候的时候又谈了什么。说得更具体些，我一直想不起来大家的脚长什么样子。膝盖以上除了棉质紧身内裤外别无他物，但膝盖以下对我来说却是个谜。我们是否获准穿鞋和／或袜子，或是他们让我们赤脚走过大厅？我一点也想不起来，只有一片空白，连最微弱的闪光也捕捉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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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宫 3（3）
最后我被叫进一个房间。有个医生捶我的胸跟背，检查我的眼睛，握住我的睪丸，要我咳个几声。这些检查不必消耗太多力气，但接着在采取血液样本时却突然状况百出。我严重贫血消瘦羸弱，医生在我手臂上找不到血管。他把针头刺进皮肤里头刺了两三次，戳到淤血还是没半滴血流入针筒。我那时看来一定很可怕，苍白欲呕，跟个快厥过去的人没两样，过了一会儿，他终于放弃，叫我坐在椅子上。他对这种情况的反应还算仁慈，或至少算是无所谓吧。他说：“要是又觉得晕，就坐在地板上等那种感觉过去。我们可不想你跌倒撞到头，懂吗？”
我清楚地记得自己是坐在长椅上，但后来又看见自己躺在另一个房间的桌上。很难知道这中间过了多少时间。我想不是因为我昏倒了，是他们又试着想抽血时，但大概不想要有个万一。一条橡皮圈牢牢扎着我的手臂好让静脉浮现，医生终于把针头插进去时——我不记得是不是原来的医生了──他说了什么我好瘦之类的，还问我早上有没有吃早餐。在那天当中我头脑最清醒的时刻，我转身面对他，给了他我所能想到最简单也最真心的答案。“医生，”我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