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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自己被骗，却懒得去计较。又能做什么？在交易的关系里，钱德勒站在强势的位置，没什么能改变这个事实──我老急着把书卖掉，而他却老是无所谓。要自己假装不想卖也没什么好处，因为这么一来书就卖不掉，而卖不掉的下场比被骗还糟。我发现一次不要超过十二或十五本书，量少的时候卖得比较好，每册书的平均价格好像会略微提高。但书卖得越少，就得越常回去报到。我知道自己得尽量少去──越常和钱德勒打交道，就越处于劣势。总之，无论怎么做，钱德勒就是会赢。几个月过去，那老头根本不想花力气跟我讲话。他从没打过招呼，从没咧嘴笑过，也没握过手。他总是面无表情，让我有时怀疑他真记得我吗？我每次踏进店里，对钱德勒来说也许只是又一个新顾客而已──某个初来乍到的陌生人、随机出现的平常人。
把书卖掉的同时，住处也发生许多变化。每打开一个纸箱就毁掉一件家具，那是不可避免的。床铺给拆了，椅子渐渐变小然后不见，书桌缩减成一块空间。人生变成零的聚合物，那是我能确实看见的东西──明显的、迅速生长的空虚。每次探索舅舅的过去，就会在现实世界中产生一项实质效果、一个具体的影响。因此，后果就在眼前，毫无后路可退。很多箱子还留着，很多箱子已消失。这房间是衡量自身状况的机器：还有多少的我留在那里，还有多少的我不复存在。我既是加害者也是目击者，在这单人剧院里，我既是演员也是观众。我可以注视着自己解体的过程。我看见自己一点一点地消失。
当然，那段日子对每个人来说都很难熬。记忆中那是政治混乱、公众喧哗、群情激愤、扩音器吵嚷和暴力充斥的时代。一九六八年春，每天好像都会爆发剧烈的变动。不是在布拉格，就是在柏林；不是巴黎，就是纽约。越南那里有五十万驻军。总统宣布这次不再退缩。人们被暗杀。经年累月的打仗，战争规模扩大到所有念头都会被渗透污染，我知道自己无论做或不做任何事，都跟大家一样身陷其中。有天晚上，我坐在河滨公园的长椅上眺望河水，看见一个汽油桶在对岸爆炸。火光霎时填满夜空，燃烧的残骸断肢掠过哈德逊河和脚下的土地。我突然了解到内在与外在其实不可分割，除非真理遭到极大伤害。同月，哥伦比亚校园变成战场，数百名学生被捕，包括梦想家济马和我。我不打算在这里讨论那件事。当时的状况大家都很清楚，再重复一遍也没什么用。不过，这并不表示我想让它被遗忘。我的故事植基于那段日子的断垣残壁里，除非理解这项事实，否则我的故事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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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宫 1（10）
在我开始三年级课程时（一九六七年九月），西装已经不在了。因为芝加哥的一场大雨，西装被浸得湿透，终于溃不成型。长裤臀部的地方破掉，上衣沿着口袋和缝线裂开，最后我不得不放弃它。我把西装挂在衣橱里当纪念品，纪念那段比较快乐一些的日子，然后出门为自己添购最便宜耐穿的衣服：工作靴、牛仔裤、法兰绒衬衫和从军用品店买来的二手皮夹克。朋友对这种转变瞠目结舌，但我只字不提，因为我不在意他们的想法。电话也是一样。切断电话不是为了要与世隔绝，只是电话费付不出来罢了。有天济马在图书馆前抱怨我很难找，我回避自己的财务困境，滔滔不绝地谈起电话线、声音和人类沟通联系之死。“经由电力传达的声音不是真正的声音，”我说：“我们都愈来愈习惯于自身的拟态，但停下来想想，你会发现电话不过是曲解和幻想的器具而已。它是鬼魂和鬼魂间的沟通，只是心灵的有声分泌物，没有真实的身体。我要看到正在跟我说话的人是谁。要是不能，我宁愿根本不说。”诸如此类的表演──借口、不知所云的话、为应付完全合理的问题而提出的怪理论──逐渐变成我的注册商标。因为不想让人知道我手头有多紧，我只好用说谎来应付。随着处境的恶化，我虚构的故事愈来愈怪诞。为什么不再抽烟，为什么不再喝酒，为什么不再到餐厅吃饭──我信口发明荒谬又合理的解释。结果，别人看我简直像个无政府主义的隐士，像个活生生的怪人，像个卢尔德分子（译按：Luddite，十九世纪初英国手工业强烈反对机械化或自动化而捣毁机器者）。但朋友觉得很有趣，我就用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己的秘密。自尊当然在这些把戏里头参上一脚啦，但重点是我不想让任何人来干涉我为自己设定的方向。我如果说出来，只会引起同情，甚至获得协助，那就会把整件事都给搞砸。因此，我用狂言呓语为自己筑起一道墙，抓住每一个装傻弄痴的机会，等待逃逸的时机。
最后一年是最痛苦的。十一月停缴电费，次年一月爱迪生电力公司的人就来拆电表。后来几个礼拜我用不同的蜡烛做实验，调查各家厂牌的价格、亮度和持久度，令我惊讶的是最物美价廉的竟然是犹太纪念烛。我发现摇曳的烛光和阴影极其美丽，再加上冰箱的噪音终于停息（经过断断续续、无法预期地阵阵抖动后），我觉得没电也许还过得更好。不管其他的人怎样议论，我都处之泰然。我挖掘出生活必需品被剥夺后的好处，一旦学会不靠某个特定的东西来生活，就把它从心里永远去除。我知道这个过程不能一直持续下去，终究会有无法去除的东西，不过随着时间过去，我惊讶的发现，自己对于失去一切毫不后悔。缓慢但确定的，我发现自己有能力撑得很久很久，久到我无法预料的地步。
付完最后一学期的学费，我只剩六百元不到。还有几十箱书、整套的签名跟竖笛。为了有个伴，我有时会把竖笛组起来吹一吹，让公寓充满迸发出的怪声音、嘎叽嘎叽和呜咽呻吟的骚动还有笑声和哀号的喧闹。三月，我把全部签名卖给一个在“运动报”登广告叫做米罗·费莱克思的搜藏家，他是个怪怪的小矮子，头上笼着一圈泛光的金色鬈发。看到盒中整排的小熊队签名，费莱克思又敬又畏。他满怀崇敬地研究纸片，眼中蓄满泪水抬起头看我，大胆预测一九六九年将是小熊队之年。没错，他几乎说中了，要不是小熊队后半季士气一落千丈，加上那无耻的大都会队像闪电般崛起，一定会如他所料的。那些亲笔签名卖了一百五十块，用来应付一个月的房租还有余。书籍负责供应粮食，我咬着牙勉强捱过四月、五月，秉烛苦读强记兼打字来完成学业。然后我以二十五块的代价卖掉打字机租到方帽和学士服，参加由学生抗议校办毕业典礼而筹划的反毕业典礼。
当初设定的目标已经达成，可惜没机会品味自己的丰功伟业。钱已经花到最后一张百元大钞，书也减少到只剩三箱。房租根本不可能付得出来，押金虽够撑一个月，但之后铁定会被扫地出门。要是迁移通知七月来，那么八月是关键时刻，也就是说九月我将露宿街头。然而，处于六月一日这么有利的时刻，距离夏天的结束感觉好像还有几光年。问题不是到时候该怎么办，而是该怎样熬到那个时候。剩下的书大概可以卖得五十块。加上手上现有的九十六块，那表示有一百四十六块帮我度过接下来的三个月。好像是不够，但要是每天限制自己只吃一餐、不看报纸、不搭公交车、避免各项琐碎支出，我算算应该还可以。一九六九年的夏天就这样开始。这彷佛几乎确定会是我在这世界上度过的最后一个夏天。
月宫 1（11）
整个冬季和早春时节，我把食物存在公寓的窗台外面。一些东西在最冷的几个月里冻得结实（奶油条、几盒白干酪），但解冻后却没一样能吃。主要的问题是要防止煤烟和鸽粪的污染，我很快学会要先把粮食用塑料袋包起来，再放到外面。在有次暴风雨时一包食物被吹落窗台后，我开始把食物用绳子吊住，另一头绑在屋里的暖炉上固定。我对这套管理系统逐渐上手，加上很幸运地煤气是内含在房租里的（也就是说不必担心火炉无法使用），食物的情况似乎都在掌握之中。不过那只限于气候严寒的时候。如今季节变换，太阳在空中滞留的时间高达十三到十四个小时，窗台造成的祸害远大于好处。牛奶结块、果汁臭酸、奶油融成一摊摊光芒闪烁的黄色软泥。遭受好几次这种劫难以后，我开始彻底检讨自己的饮食习惯，明白自己必须避开所有会因热腐坏的东西。六月十二日，我坐下来制定新的摄食习惯。奶粉、速溶咖啡、小条面包，这些是我主要的食物；还有一样是每天都一定要吃的──蛋，人类所知食物中最便宜最营养的食物。偶尔挥霍一下，就买个苹果或柳橙。如果欲求过强，就用个汉堡或罐炖肉慰劳自己。如果食物没坏，那么（至少在理论上）我就不会饿死。每天两颗蛋，两分半钟煮得刚刚好，两片面包，三杯咖啡，再尽可能地大量喝水。这项计划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