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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变得恍惚而半透明，夏季白色的日光照在车窗外的公路上。
这辆车的车号是91号。
2005年6月17日下午3点7分。我已是今天第二次坐上91号车。一年以来，这只水妖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我已养成了一个习惯。在上午10点4分和下午的3点7分乘上北去的91号150路公车，然后在11点15分以及下午4点20分坐着它返回。
已经是真正的夏天了。闷热的空气像一件浸满了油渍的军绿色塑料雨衣粘在皮肤上。我的意识渐渐变得模糊。4点30分我在91号公车上睡着了。整座城市沉在一条暗绿色的河流之下。汽车在一条种着水桐树的街道上穿行；白色的床单晒在树和树之间，风吹动了它们。路旁的单车棚已经生出了苔藓，灰尘把空气染成灰蓝色。一个生锈的车铃从单车的手柄上脱落下来。
我有一个关于单车的理想：在秋天的下午，骑着一辆永久牌载重单车经过19岁张小红的门前。她在门前洗着头发；穿着白色的衬衣和蓝色的裙子；水打湿了她的衣领，几根头发停在上面，像轻轻透出皮肤的静脉。
张小红19岁的时候，我只有6岁半。那时候我每天只负责玩和睡觉，是王胖子和张小红之间的邮差。一个在理想之国送信的邮差。这个理想之国就是1982年夏天的香水街。
从我家到王胖子的杂货铺有300多米距离。我的最快记录是1分钟。25岁的王胖子是我的超级老大，因为他不但拥有香水街泡泡糖的专卖权，还有一辆永久牌28自行车，更重要的是他能准确地解答我的人生困惑。
1982年6月17日早上7点，我像往常一样跑过香水街，街道两边的窗子上都贴了报纸。但我知道里面的秘密。我每经过一格窗子，那窗子里的画面便像苍蝇的翅膀一样嗡地一响。这些画面在这个夏天的清晨不断重复，最后埋在香水街的废墟之下。
我必须在7点过5分之前到达王胖子的寝宫，因为张小红会在7点10分左右经过连接香水街和工业街的板井巷，那里地寡人稀，正是我向她传达国王爱意的地方。如果我能准确地将王胖子写在金芙蓉牌烟盒纸上的信交给张小红，他会奖励我一块上海牌泡泡糖。在我积满5块泡泡糖之后，可以用它们到王胖子那里换取一毛钱。如果我付两毛钱，就可以骑他那辆永久牌自行车一个小时。
而张小红从来没有回过信。
这天清晨，王胖子显得非常憔悴，他交给我一封长达四张烟盒纸的信时仿佛奄奄一息的诗人。但这封信没有传到张小红手上。
我在离开杂货铺的时候不合适宜地向王胖子咨询了我的又一人生困惑：
你鸡吧长毛没有？我爷爷的鸡吧长了毛，我爸爸的鸡吧长了毛，我哥哥的鸡吧也长了毛，我的鸡吧没长毛。
1982年6月17日早上7点10分。张小红没有经过板井巷。8点钟也没有。我决定将这封信送到张小红家里去。
我是一个秘密的邮差，必须以一种秘密的方式进入张小红的家。一直以来，我都希望有一片万能钥匙，它能打开银行的金库，打开王胖子装满泡泡糖的杂货铺，打开1982年6月17日张小红的房门。
19岁的张小红这天没有上班，她没有上班的原因是一本叫做《少女之心》的书。少女张小红已经被这本书打湿了好几次，但她还是忍不住要再看一遍。
上午的光线像轻轻晃动的水，一架生锈的吊扇在空气中缓慢转动。
19岁的张小红解开了她的衣服。将手指伸进自己柔软的花园。
她在床上像水底轻轻舞蹈的小妖，身上散发着一种6岁半儿童无法理解的香味。这些香味在上午寂静的房间里扩散。一柱被光线照亮的灰尘如水中不断消失的气泡向上浮游。
那天下午，我用两毛钱换取了王胖子的永久牌自行车。我以一种怪异的姿势驾御着这个庞然大物。一群孩子跟在我后面嘈杂地奔跑。经过一个转弯的时候，我看见了张小红。她让我想起了那些弥漫在上午空气中的迷人气味。这些气味使我丧失了判断，我撞上了一两迎面开来的汽车，我的童年就这样在一阵香气里结束了。
前些日子见到张小红的时候，已经衰老而肥胖，在菜场里为了半斤肥肉跟卖肉的屠夫互相奋力地骂娘，完全没有了当初的样子。
晚上10点半，我去了秘密花园。秘密花园是一座柔软的地狱，暗红的空气如少妇裙下的肌肤，四处游荡着质地可疑亦令人蠢蠢欲动的芳香。只要你带上130块钱和硬着的身体过来，就可以像土财主一样数一数圈里的羊群，然后挑最肥的一只下手。那些坐在沙发上的羊群总是让我变成一个在糖果柜台前犹豫不决的孩子。
生意很好，需要排队。
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秃顶男子坐在那里如开会一般手足无措，很显然是一个生客。我递了一只烟给他，很感激地接了，又问我吃了晚饭没有。
6月18日
清晨的太阳看上去如流散的蛋黄，这座城市在我的眼里一天天变得更加模糊。
今天我坐了7趟150路公车，日光在窗子边渐渐衰老成酱色。我不害怕死亡，但我害怕我爱的人全都失踪了。而她们真的失踪了。也许有一天她们会象候鸟一般地归来，成群结队，令人疲于奔命。在疲于奔命之前，我坐在91号公车上虚度着有限的光阴。车上有51个人，其中包括一老一小两个扒手。他们的秘密被一个7个月大的孩子发现了，他很惊奇地看着他们的表演，开心地笑了。
我坐在汽车的最后一排，那里有四个初一男生正在密谋瓜分他们班上的女同学。其中一个黑皮胖子一口气报出了6个女同学的名字，又按顺序总结了谁是第一喜欢的，谁是第二喜欢的。他的过多霸占很快引起其他男孩的不满，并愤怒地指出一个人只准喜欢3个，而那个被他第二喜欢的女同学也被别人强行分走了。下午的阳光穿过汽车的窗子照在黑皮胖子的脸上。这四个刚刚发生过梦遗的初一男生在放学的路上将班上仅存的几个漂亮女同学当作烤红薯分掉了。
汽车到站的时候，那个老扒手向他们唯一的观众挥手致意，然后谢幕离去。
91号车有两班司机，我喜欢单日上班的那个。她有令人想入非非的身体。那些杂牌香水使这个让人轻易陷入春光的身体象一块酥软的扣肉。她让我想起了马兰。
今天是离开马兰的第42天。
也许因为视力的缘故，马兰在我的印象中变得越来越模糊。我渐渐只记得那件新洗的白衬衣在阳台上滴着水，她在中午时分炒的那一盘四季豆，以及四月十二日至十四日一直飞在天空上的风筝。
我时常会想恋她。我已习惯了她的身体，又对这种习惯时而产生厌倦。
晚上10点半，我去了秘密花园。小蛮说我象只兽。
6月19日
上午买了一注彩票。我常常做一些白日梦，企图一夜暴富，以便大过特过快活日子。
10点4分，我坐上91号公车。它也许正载着一个新的暴发户开往缥缈的乌托邦，开往1982年夏天的香水街。
在漫长的等待里，我渐渐忽略了我所等待的东西。她已变得十分透明，若深暗的睡眠中白驹过隙的梦境，在我不记得的时候轻轻一晃，便难以摆脱。
车上只有两个乘客。日光象透明的塑料窗帘挂在窗上又被风轻轻吹起。另一个乘客就坐在我的左手边。她有两支蓬松好看的辫子，白色的裙子散发着洗衣粉的味道。纤细的光线撞在她浅浅染成褐色的头发上发出噼噼叭叭的折断声。她不时地将口里的泡泡糖吹成很大的泡泡，象一条养在玻璃缸里的金鱼。这些一下一下点燃又熄灭的泡泡让人想起一个快要结束的暑假。
在我虚度的光阴里，我真正拥有的正是这些虚无的时间。它永不丢失，在我想起来的时候便清晰地重现。
时间回到1990年的夏末，那里日光正烈，风吹响了树叶。
1990年夏末的香水街上，十五岁的少女丁香用泡泡糖吹出了一个巨大的白色气泡。这个气泡是我看到香水街的最后一个场景，它在我尚未完全离开时就已开始熄灭。
这年夏天我已是一个经常发生梦遗的翩翩少年，每天骑着王胖子那辆苟延残喘的摩托车给全城的三流饭店送啤酒，很多条街的房子都用石灰水写着一个巨大的“拆”字，随处可见小混混叼着他们的烟四处游荡，任何稍有姿色的女孩经过，都有铺天盖地的口哨声如鸟群一样追随。他们是危险的小兽。我也是。
在空寂的午后，我和我的摩托车变得越来越孤独。只要给我足够的汽油，我会象唐吉柯德那样向世界尽头狂奔，而我的尽头是1990年8月25日重庆火车站出口处那只晃动在轻风中的红色氢气球。
半年以来，我一直与一个叫王安娜的重庆女孩通信。这个名字是我从收音机里听来的。电台里有一个征友的节目，这个节目让我这样想入非非的少年轻而易举地陷入了意淫的被窝里。
我现在仍然能够清晰地看见那个坐在桌前写信的十四岁少年因为信首的称呼是否完美无瑕而颇费纸张。王安娜。王安娜小姐。王安娜同学。娜娜或者安娜。那些写废了的纸一寸也不能留下。我的父母一直认为我在二十岁以前应该象庙里的和尚那样去生活：不准痴心妄想，不准射精，不准梦遗。我的收信地址是香水街王记食杂批发部，那里坐着十五少女丁香，一天二十四小时吹着泡泡糖。她将王安娜写着寄信人姓名地址内详的信封交给我的时候，脸上有隐晦的笑意，我可以肯定她偷看了这些信件，并在假想中重现了当时的场景：
邮差小四骑着他那辆绿色的单车穿过上午的香水街然后停在王胖子的杂货铺前。他的左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