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了当时的场景：
邮差小四骑着他那辆绿色的单车穿过上午的香水街然后停在王胖子的杂货铺前。他的左脚撑在地上，右手不停地按动车铃，少女丁香就从阴暗的房子里走到外面明亮的光线里，她的发育已经足以引起任何男人的重视，蜂蜜色的皮肤如透明的液体。邮差小四眯起了他的眼睛，又不由自主地点了烟。一只白色的蝴蝶沿着街巷的灰墙飞到天上面。他们站在那里说笑了一阵子，然后丁香捏着一封信往屋子里走。邮差小四探着身想去摸她的屁股，有辆卡车经过他的身旁，惊起地上的几页碎纸，少女丁香便消失在模糊的光线里。
邮差小四立在原地吐出一个烟圈，这个烟圈象一个暖昧的想法在香水街轻轻荡漾的空气里消散开去。
小四离开之后，丁香从抽屉里找出一叶薄薄的刀片，她在割开信封搭口的时候，口里还吹着泡泡糖，旁边的收音机里正播着天气预报。
王安娜在最后一封信里写着：8月25日上午9点，我会拿着一只红色的氢气球在重庆火车站出站口等你。
1990年8月23日。梦遗。
这封信加快了我梦遗的频率。昨夜的蓝色短裤在清晨的微风里摆动，那些消失的水份让昨夜梦境渐渐清晰起来。
我看见邮差小四在王胖子的杂货铺前按着车铃，然后又进去了，他的手上拿了一个白色的信封。我跟进去的时候，并没有看见邮差小四，也没有看见那封白色的信。只有少女丁香坐在那条长椅上吹着泡泡糖。她披着新洗的头发，穿着一条很长的裙子。我过去问她话，她并不答。我注意到她手里拿着一瓶啤酒，想是喝醉了。那些从头发上滴下来的水打湿了她的裙子，隐隐露出她的身体，丰满而柔软，盛开着两朵粉红的桃花。少女丁香一直用那双处于半昏迷状态的眼睛看着我，她的手在瓶颈处轻轻地上下滑动，那瓶充满泡沫的啤酒便喷了出来。
晚上8点，我到王胖子那里去拿三百块钱工资。丁香讲他到赵老六家打麻将去了。事实上，这三百块钱决定我明天早上6点半能不能搭上那趟开往重庆的火车。在火车的尽头站着我的春天，而我身体里已装满子弹。如果今天王胖子不给我钱，我把他的粪都要打出来。我怀疑他的肚子里最少装了二十斤大便。我隐约记得赵老六住在工业街。工业街是这座城市最响的闹钟，它在晚上7点准时苏醒。7点过一秒，摆满麻将和夜宵的桌子便象蘑菇一样长满了整条街道。那些穿着拖鞋无所事事的游魂从坟墓里爬了出来，在桌椅和酒瓶之间找到了永不疲倦的乐趣。我那匹快断气的老马在这些桌椅间小心穿行的时候因为几次熄火而引起众人的哄笑，然后我看见了邮差小四。他正坐在一张摆满啤酒瓶的桌旁吹嘘昨天晚上把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从舞厅搬到他那张床上的全过程。坐在他一桌的人又多次地追问细节，在想象中把自己也加入昨夜的那一场床第之战。我离开这些桌子的时候，一条鱼被开肠剖肚，扔在沸腾的油锅里。
9点20，我找到了赵老六的家，开门的是一个老太婆，她象一条警惕的黑鼻子狗在铁门后面嗅着我身上那些图谋不轨的气味，然后告诉我赵老六出去了。又问我会不会换灯泡。那只白炽灯在我手中一拧，亮了起来，而王胖子再一次不知去向。
我回到王胖子杂货铺的时候；香水街停电了。少女丁香坐在那张长木椅上听收音机，我坐在她的旁边，淡灰的月光照在我们的脚边，门外有人走动。我注意到她的脚指甲上涂了粉红的颜色，这让我想起昨夜梦境的一个局部，这个局部在少女丁香身上散发出的致命温度里无限蔓延。然后我一直坚硬着身体，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等着王胖子的到来，少女丁香在我的旁边吹出了一个很大的泡泡。
1990年8月25日上午10点。重庆。
我看见的王安娜站在猛兽般的日光之下，她戴着圆圆的眼镜，象一只短胖的河马牵着一只红色的气球，在她身前身后是汹涌的人群，她的眼镜片里映着天上的羊群。
你会摇摆不定吗？
我会。
2005年6月25日
离开了49天的马兰回来了。
6月26日
下午两点，我醒来的时候马兰正在厨房里切菜。昨夜的春光明亮得让我一直睁不开眼睛。
我在厕所里响亮地撒了一泡尿，又点了烟靠在门框上看着这个丰收麦田里辛勤劳作的农女子。这一刻，我希望时间一头撞死在厨房的墙上，从此一动也不动，只有一团团白色的蒸气了了而上。
生活又莫名其妙地回到老路上。
那些幻像结束了。秘密花园。91号公车。水妖，抑或洛丽塔。
6月27日
今天是一个朋友的婚礼，但我在半路上不得不返回。
中午强烈的日光在我眼里已呈现出夜间的影调。我在公车站等待着下一趟车的到来，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坐上91号公车。我必须在完全失明之前回到家里。在此之前，我曾用黑布蒙上眼睛做过很多次练习。在那里，我不是盲的。
朋友们不断打来电话，说酒席已经开始了，在那些快活的嘈杂里还听见一个我曾经喜欢的女孩在打闹。而我眼里已开始有了幻象。我感觉有一双37码的脚站在距我左边两米的地方，我努力想看清这双鞋子，但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我想我不能独自回家了。
一辆公车在我面前停了下来，有人从我面前经过，她那长长的裙摆轻抚过我的脚背，我闻到了一种熟悉的气味，若沉睡于河底的果实在窗前的木桌上被一刀切开。
汽车离开公车站时喷出了巨大的热气，一个白色的塑料袋像羽毛一样飞向天空，它离这个夏天午后的公车站越来越远，然后互相看不见了。
开诚于2006年春末
河上的家族
刘绍英
在水底，它是如此温柔，圆形的卵石轻轻擦过前额，我看见它忧伤的眼睛，与我对视了许久，然后，它扭过了头。昨夜，我又梦见了那尾红鲷鱼，在我蠕动的肠胃里不停地流泪……
出生
先说出生吧，故事似乎得从这里说起。
关于我的出生，在我看来，是一件自然又不自然的事情。
那是若干年前一个明丽的秋天。
天空显得比往日更加高远，宽阔的澧水河刚刚由浑浊变的澄澈。就是在那样的一个日子里，十七岁貌美如花的母亲，在那只给过她幸福给过她辛酸的渔船上生下了我。
那是一条很容易晃荡的渔船，它在岁月的风雨里不断地飘摇，却显得异常的顽强。跟澧水河的渔民一样顽强。我的出生，加重了它对生命的承载。
像许多在渔船上出生的生命一样，我的哭声充满了一种漂泊的沧桑，那是一种野性的啼哭，恣肆、悠然且嘹亮。当然，这么有水平的话，是我那做过渔霸念过几天私塾的祖父说的。他还说了些其他的，似乎都不太适合用在刚刚成为他家庭成员中的他的孙女身上。
他两眼有些骇然地盯着我，不无忧郁地告诉我年轻的父母。他说：这丫头野，长大难管，你听那哭声。然后摇摇头，在他的烟斗里装上一锅烟，闭上眼睛，不再理会我。
我惊异于我的祖父那双洞穿时事、预言未来的本领。以后的很多日子，我都发现他两眼恶狠狠地盯我。
我看到那样的一双眼睛就哭。
我选择哭来掩饰我心中的恐惧。
我害怕看到那双眼睛。
年轻的母亲似乎不以为然，问跟她一样年轻的父亲：鞭炮呢？鞭炮。
父亲就期期艾艾地把头转向闭着眼睛吞云吐雾的祖父：爹，鞭炮。
是啊，生了孩子是要放鞭炮的，辟邪与喜庆。澧水河千年万载的习俗怎么能因我的出生而改变呢？
祖父用他的厉眼逼视着我父亲：头胎生个赔钱的，也值得庆贺？
父亲就在他父亲的厉眼下，低下头去，不敢再出大气。
母亲在中舱听见了这话，眼泪哗地流了出来。
若干年后，母亲说起这段往事，还忍不住地流眼泪。还不忘记告诉我这段阶级仇、民族恨。当然，后来母亲很争气，接二连三地给刘家添了三个男丁，也算扬眉吐气了几回。
名字
该说名字了。
我的名字很俗。
真的很俗。俗得每一个知道我名字的人都这样认为。
更有一次，一个杂志社的编辑打电话给我，我激动地握着话筒，想聆听他宝贵的意见。他在电话的另一端说：绍英，你能不能改个名字，用个笔名？这名字太俗了，俗得没一点水平，没一点素质。
我似乎看得见他边咂嘴边摇头。我想，他完全可以自言自语，不必特意打电话来打击我。
我很愤怒，他有什么资格来批评我的名字，不就是有一点水平，有一点素质？我承认的名字很俗，可我的名字就真的没一点水平，没一点素质么？
我当即对他说：您有什么事就说，关于名字，我还不想改。不想！
我把不想说得很响亮。因为我早餐吃得很饱。
他不说了。
他没有机会说。
我没给他说的时间。我把电话挂断，之后，哼着小调，又快活我的去了。
说起我的名字，那也不是没有来历。
我的出生，虽然让一家人都不太舒服，但这由不得他们。他们没有选择，如同我没有选择。人生就是这么的充满了无奈。祖父的唉声叹气是有传染的，全家人都憋着一口气，这口气又哽着喉咙，吐不出来，咽不进去，那些日子，澧水河涌动的，芦苇荡里飘荡的，都带着情绪。愁云惨雾的笼罩，似乎没有影响祖父的好胃口。他在一顿酒足饭饱后，用竹签剔着牙，瞥着在襁褓中对他谄媚笑着的我，用那根粗糙得像砂子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