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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小声地说：还没呢，爹。您取一个吧。
祖母说：贱一点，猫啊狗啊，黄鳝啊泥鳅啊。好养。
祖父马上瞪起了眼：怎么也是我刘氏的子孙，名字是不能马虎的。
母亲很意外。
她抬起了头，双眼望着她公爹。那眼里充满了感激。
古有花木兰替父从军。辈分应是绍，希望她长大后像个男儿一般英武。就叫绍英吧。祖父很得意。他得意于他取的名字，然后似乎也有了一些欢喜。大家都有了些欢喜。
在他们眼里，我已经是英武的花木兰了。
我不想当花木兰，要从军，我还有三个弟弟，让他们从去。当然，他们跟我一样，也有着金属般硬度的名字，分别是：英、勇、刚、强。
我对这个名字充满了敬畏。我流淌着这个讨厌我、对我的到来极不热情的人的血。
我没有一点办法。
我的祖父做梦也想不到，若干年后，有人批评他取的名字，没一点水平，没一点素质。
我对我的祖父充满了歉疚。
我觉得对不起她给我取的名字。
我也没有以他预想的那样成为花木兰。
我每日极其女儿极其袅娜地苟苟蝇蝇地生活，也会去穿花裙子，在镜子前流连。
在熙熙攘攘的城市人流里，你喊上“绍英”的这个名字，你一定会见我扭过头，对你友好地一笑，因为你肯定是我的朋友。这个名字，悠然地与我一起，迎接人生所有的风雨。甚至，有一天会刻在墓碑上，接受我后人的瞻仰，直至地老天荒。
感谢你，我的祖父。
是你让我知道自己是谁。
绳子
一根绳子与一个人的命运有关，你别不信。
这是真的。
我出生后，正如我的祖父所料，我的母亲发现我极端的不安分。才五个月的婴孩，就能从窄小的中舱爬到前舱去，其中要爬过一个有五十厘米高的坡坎，而往往他们并没有发现我是如何爬过去的。我相信，我和岸上的爬行动物相比，爬行的本领一点也不比他们差。直到有一次，我在春天的澧水河面上，开始了我人生的第一次漂流。
那日，母亲干完手中的活，习惯性地看一眼中舱，结果你肯定知道：我不见了！然后她的眼睛追踪到前舱，依然没有。我母亲是个聪明的女子，立刻她在心里就明白了：我掉到河里去了。
我是怎样下的水，我想我是知道的。那时候我小小的身子还很轻，轻得母亲亲手缝制的厚棉衣就能在水上托起我没有份量的身体。
我似乎很惬意地仰面躺在春天的澧水河上。这时的澧水河还很消瘦，天空有些阴暗，有厚厚的积云跟我一样心情很好地悠悠随波荡漾。可惜好景不长，我在母亲的大呼小叫里，就被母亲匆匆弄上了船，那一刻，我正对着我头顶上的云朵傻笑。
当晚，在我家渔船上那盏昏黄的马灯下，母亲就用打鱼用的棉线，搓成一条两个指头粗的绳子。而那条绳子就理所当然地拴到了我的腰间。
我实在对不起我煞费心机的母亲。以后的日子里，我对那条绳子的态度极端的不友好。我无数次像澧水河的一条鱼那样，企图用我那还没长牙的牙帮咬断那根绳子，结果你肯定知道，那根绳子上除了沾满我的唾液外，依然很牢固地牵系在我的腰间。
清亮的澧水河啊，我日日望着你静静流淌，却也只能这样望着你。我确信，我的眼睛里一定装满了期望也装满了绝望。
这样的日子当然不会久远。等到乳牙初齐，绳子已奈何不了我。我可把绳子恶狠狠地咬成一截一截又一截。母亲总是有办法，第二天，一定会有一条更粗更结实的绳子出现在我的腰间。
断过几根绳子后，我不再做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我知道我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我望着澧水河，看着它由清亮变得浑黄，盼着解开绳子，能像条鱼儿般任意在水里畅游。
而一个不如意的人儿是不可能会有一个如意的人生的。
也曾，是的，记得有那么一次，也曾想把自己彻底地交付给一根绳子。
那是个很好的年纪。
我还年轻得像春天里澧水岸边勃发的一支芦苇。至于什么事情，实在被日子的手笔描淡了，淡得像一阵风来过。感谢那根不太结实绳子，让我隆重上演一出生活的悲喜剧。
那是个阳光很好的午后，我把绳子的一端系了在澧水堤岸的一棵大树上。
棵什么树呢？我想不起来了。
反正不是歪脖子老榆树。
那绝对是是一棵站立得很直的树。树的枝叶都很繁茂。然后我把绳子挽个结，套到了我脖子上。我勇敢地做完这一切。像英勇就义的刘湖兰，悲壮无比。
阳光一点一点地从树叶的缝隙里倾泻到我身上，我已无心观察这些，等到身子悬空，我怀着必死的信心和勇气正要英勇就义的时候，“啪”地一声，我从树上一点也没有预兆地跌到了地面。我摸着我摔痛的屁股，坐在地上哭得昏天黑地。
我怨天怨地怨绳子。
等我把脸上的鼻涕眼泪擦干，我拾起那根绳子，在朦胧泪眼里，端详了半天，认真地想了一想：谁说这不是命呢？命不该绝啊。然后使出老劲，把它抛远。连同那个年纪应有的忧伤与烦恼。
我出嫁那天，母亲把在我幼年拴我的绳子连同嫁妆一起交给我，还不忘说说她的艰辛，她说：你看，你有多磨人。天生就磨人。这下好了，你磨人家去吧。
母亲如释重负。
尽管那眼里也盛满祝福。
在后来的日子里，那根绳子安静地守着我家的杂屋，可它却经常有意无意地跑出来，跑到我的梦境里。
我知道，我怎样存放它只是一个形式。我漂泊的脚步呵，无论走了多远，这根绳子，它是那么牢固地拴在了我心里。
你能说这是一条与命运无关的绳子么？
渔船
看见那只船的残骸的时候，我拉着父亲的手，反复地问父亲：这只船还能不能修？还能不能修？
父亲连看也不看那只船一眼，说：修？我们有两只船呀。然后在夕阳的抚慰下，大踏步地走向芦苇荡深处，把我丢在那只船的残骸身边，不再睬我。
我知道，父亲习惯于我的古怪问题，一条破败的船，干嘛要去修它。就像一个不中用、已经病入膏肓的老人，不需要医治一样。澧水河的渔民年纪大了都是这样的终结自己并不光辉灿烂的一生。而且，在父亲眼里，我的神经从来没有正常过。
我开始围着这条破船转，用手指点着它一个一个的舱：尖舱、二舱、三舱、围舱、中舱、夹斗、伙舱、脚舱、尾舱。幼小的我就能一一列举这些舱的功能，尖舱是放锚链的；二舱是活水舱，每天打的鱼来不及卖，就临时养在这个舱；三舱是放渔网的，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渔具；围舱是放一家人的衣服的，其实我们一家没有多少衣服好放，那个舱就显得大了些；中舱是睡觉的，晚上，父亲都会在这个舱发出很大的鼾声，吵得母亲老是骂他；而夹斗因为窄小，是放贵重东西的，我每天都见母亲把卖鱼的钱放一点到这个叫夹斗的地方去；伙舱就不用说了，自然是煮饭炒菜的地方，相当于厨房灶台；脚舱是艄公操桨的地方；尾舱没有东西，只有船舵。
我很得意。我得意于我知道的很多。
这只船这么孤独凄凉地在这芦苇荡里躺着。离开了水，它就只能以一种叫尸体的东西存在了。尸体我是知道的。
那年，我和刘绍勇同志两人的弟弟，那个出生才四十五天的叫刘绍刚的小家伙，就是以一具尸体的样子睡在了芦苇荡的土堆里的。
那是父亲亲手挖的一个小坑，芦苇荡的土很软，父亲似乎没花什么力气，连汗都没有流一滴。刘绍刚躺进去的时候，母亲撕心裂肺地叫，乌黑的头发披散着，好看的眼睛已经不成样子了。
我不想看到母亲那一刻变得很丑的脸，就把头别了过去。
刘绍勇说：姐姐，你怎么能不哭呢？妈妈都哭了，我们应该哭。
三岁的刘绍勇哭了。我看着刘绍勇，刘绍勇的嘴一撇一撇，哭得很好看。
我的弟弟刘绍勇说得很对，我应该哭。我使劲挤，也没能挤出一滴泪来。
父亲吼一句：天生不是我的儿，一个化生子，哭什么？
母亲停止了嚎叫，眼泪却关不住闸。
我们回到船上，父亲把船划到了另一个芦苇荡。
我们就把刘绍刚一个人扔在了那个芦苇荡的土堆里。
那晚，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我的弟弟刘绍刚，那个出生才四十五天的小家伙，在芦苇荡里很孤单地哭，哭得很伤心。醒来时，我发现自己在哭，枕头都打湿了。
这只船，它的主人也把它像扔一具尸体一样，扔在这里了吗？
没有人回答我。
父亲披一身残阳回来了，手里多了一把打鱼用的芦梗。我不再研究这只船的尸体，乖乖地跟上船去。得吃晚饭了。
夜幕开始降临，澧水河流淌得无声无息。
我问马灯下的父亲：我们会一直在这条船上吗？会吗？
我问得很固执。我怕父亲不回答我的问题。
会。父亲回答得很简单很干脆。像晚饭吃的兰花豆。
母亲说：你爷爷，你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都是澧水的渔民，都生活在这条河上。不到船上又到哪里去呢？
我指着被黑夜湮没的那条船的残骸的方向问：那只船呢，怎么没人要了？
我能肯定，那条船也曾像我们住的船一样，制造过许多生命。船上有父亲母亲，有许多兄弟姐妹。装载过很多的快乐，当然，也有过眼泪。
父亲和母亲相互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