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杀，刊物被查禁。遭此全面打击，中共在工人运动中的力量损失殆尽，北京城内捉拿共产党人的风声也越来越紧。本来因受制于上海租借当局的搜捕难于开展工作，而刚迁至北京的中共中央机构，又被迫迁回了上海，更加隐秘的蛰伏于上海的地下。
丁久没有直接参与最初的这些工人运动，身份没有暴露，依旧潜伏在北京，继续做着他在银行里的差事，因为这家银行与中共有着密切的资金来往。直到第二年，共产国际决定让中共党员全部无条件的加入国民党，丁久这才辗转到广州，进了黄埔军校，成为一名既是共产党员又是国民党员的中尉会计员。
“在黄埔你猜我遇到了谁？”丁久对赵新民说。
“谁？”
“你的哥哥赵天宝，他问了我许多北京和你的情况，说有好几年没有你的音信了。”
“是啊，留学那几年我居无定所，和家里的联系时断时续，后来又去了莫斯科，音信就彻底断了。”赵新民缓缓的说。在那一刻，他的脑海一时闪过赵家大院和杨子玲的身影，他很想问一下丁久知不知道她的一点近况，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一九二六年七月，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开拔北伐，丁久编入了中共基础最好的张发奎的第四军，赵天宝则编入了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亲率的第一军。
当时中国的国力孱弱到了极点，列强对任何一方稍加支持，都会马上打破军阀间脆弱的势力平衡。北伐军得着了苏俄和共产党的支持节节胜利，中共紧随其后，在攻占下来的地区大力组织工人和农民运动，但许多地方的群众运动却失去了控制。
其中，中共当时主要领导之一的李立三的父亲，就被一个乡农民协会当作土豪劣绅处决了。之前这位老人曾到武汉避难，表示愿意跟随儿子的主张，不反对农民协会的一切。不久，这个老人拿着儿子给湖南负责同志的信，担保不会有任何反对农协的态度和行为，高高兴兴的回家去了。不料后来传来消息，李立三的保证毫无效力，这位老人仍被本乡的农协处决掉了。
李立三的父亲尚且如此，其他乡绅的遭遇就可想而知了。北伐军中许多军官来自地主或者士绅家庭，他们在乡间的亲属遭到农协残酷的打击，最终使他们倒向了反共的阵营。
北伐军攻占下武汉、南京这样的大城市后，过激的反帝宣传，又使得外国租界和外国人遭到了群众、军队的冲击。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北伐军攻克南京，城里的外国领事馆、教堂、商社遭到军人的武装袭击，打死六名外国人，数十人被打伤。其中，英国领事身负重伤，金陵大学副校长文怀恩（约翰•；威廉斯）被打死。英美在长江上的军舰向南京城炮击报复，死伤市民愈千。虽然事后北伐军声明袭击外侨的是溃败的敌军所为，并护送外侨上了军舰，但一系列的激变，最终导致一九二七年四月爆发了一场全面的反共高潮。
最先在四月六日，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张作霖的军警在东交民巷外国驻军的默许下，突然袭击俄国大使馆以及附近的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事处等处，抓捕了李大钊等一批共产党员。并于四月二十八日，用新从西欧进口的绞刑机处死了被捕的二十人，李大钊被特别使用“三绞处决法”，延长处决的痛苦，绞杀整整持续了四十分钟。
四月十一日，英、美、法、意、日五国向武汉和南京两个处于分裂状态的国民党政府，同时发出了通牒，要求国民政府正式道歉，惩罚责任者，以及对被害的侨民进行赔偿。南京的蒋介石在通牒的第二天，发动了著名的“四一二事变”，作为对列强通牒的无言回答。从上海到广州，蒋介石的军队执行“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的恐怖“清共”政策，用成千上万共产党人的头颅换取了列强和上海、江浙财团的信任与支持。七月十五日，汪精卫主持的国民党武汉政府也紧随其后，实行“和平分共”，俄国顾问被礼送出境。国共合作的大革命，至此就在分裂和反共的喧嚣中退潮了。
斯大林的如意算盘是让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逐步实现国民党的“革命化”，拥戴最具实力的蒋介石为国民党的军队领袖，通过武装和训练国民党的军队，消灭盘踞北方的各系军阀，从而快速实现“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但斯大林未曾想到，被寄予厚望的蒋介石和国民党最后倒戈一击，国共合作以国民党屠杀共产党而告终。
为了反击蒋介石的镇压，八月一日，中共集结在北伐军中尚存的力量，叶挺的第二十四师，贺龙的第二十军，加上南昌城内朱德的一个教导团，发动“八一”南昌起义。丁久此时恰好就在叶挺的部队里，随军参加了整个起义过程。
起义后敌军从四面围拢过来，南昌无险可守，起义部队决定向广东汕头进发，希望到那里建立一个潮汕根据地。八月五日部队开拔，沿途遭到层层阻击，尤其是在会昌城下的肉搏战，双方作战的中下级军官，多是黄埔同学，他们不仅彼此相识，而且许多还是儿时的伙伴。他们在黄埔时，或是同队同班，在军队里或是同营同连，但在肉搏战中，竟彼此叫着对方的小名对骂。那边骂这边：“中共为什么要造反？”这边骂那边：“你们为什么要做反革命的走狗？”双方都有些人，一面疯狂的砍杀，一面又忍不住暗掉眼泪。
起义军毕竟势单力薄，十月初，敌军占领汤坑的高山险地，构筑工事以逸待劳，起义军仰攻伤亡巨大。经汤坑最后一役，起义军主力部队终于解体，所有人员分散成三、五人的小股分头疏散。丁久也随着几名军官，乔装打扮，经甲子港逃往香港，再辗转来到上海，才得以化名潜伏了下来。
赵新民在丁久处住了两天，就接到了任务，党组织分派他协助大名鼎鼎的顾顺章，训练中央特科的特别行动队，即后来人们熟知的“红队”。中央特科的任务是进行租界捕房的情报工作，保卫党组织的安全，成立以来一直由顾顺章所主持。
顾顺章原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工人，青帮的活跃分子，五卅运动时成为工人领袖之一。一九二七年国共还未反目时，为配合蒋介石攻打上海，上海工人发动了三次暴动，他任工人稽查队总队长，周恩来一度任他的副队长。凭着他的精明强干，顾顺章建立了各种情报线索，捕房每逢有逮捕中共党员的行动，他用贿赂的手段，往往在行动前半小时或一小时，提前得到消息。上海租界和国民党特务人员，多将抓捕中共党员的工作当作生财之道，这些人都认为，如果真卖力，将共产党员一古脑抓完了，无异是自毁财源。倒不如慢慢抓，让它细水长流，才可以混得久，收入多。中共的中央机关就在这种微妙的关系中，在上海租界里生存了下来。
赵新民搬到了红队的一处秘密据点，和丁久有时偶然在街上遇到，但彼此只是轻轻一笑，连招呼都不能打，默默的继续着各自的奔走。丁久还是在管钱，走在路上，还是穿着长衫马褂，一双圆头布鞋，手里挟着方方正正的新闻纸包，里面包的还是钞票。为了憎恶算盘和账本，丁久离开了他的过去，现在为了革命依旧当着账房，只是他的账本里不再挟带有诗集了，他已经有许多年没有再写过半句诗。他死去时，人们在他的口袋里找到的是一张工人的罢工宣言。
每天都有失踪、被捕甚至死亡的消息传来，这天又一个中央高级干部，上海区委书记罗觉在秘密住所被捕，有几个还不知道消息的同志还在去往出事地点的路上。赵新民接到命令，立即带领几名红队队员朝出事地点赶去。等赵新民赶到出事的那栋三层小楼的附近时，在小楼周围已围了许多看热闹的行人。赵新民挤过人丛，看到一具尸体俯卧在小楼门前的马路上，一领草席盖住了死者的脸，鲜红的血和白色的脑浆在草席下漫了一地。
赵新民认出了死者脚上的那双鞋，那是丁久常穿的那双圆头布鞋。但此时，他什么也做不了，连挚友的遗体都不能上去认领，只能任其暴尸街头。赵新民默默示意红队队员迅速撤离。坐在人力车上，有那么一刻，泪水迷蒙了他的双眼，高楼和街道变得模糊和朦胧，但是，他很快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出事的那栋住宅很隐蔽，这个突然发生的意外，极大的可能是内部奸细的告密，赵新民胸中充满了复仇的怒火，发誓一定要把这个奸细找出来。
果然，顾顺章从捕房得到消息，早上有一个能说德语、英语的漂亮女人，到捕房政治部告密，她自称手中有三百五十多个共产党员的名单和地址，其中多是参加南昌暴动的人员，只要捕房答应给她出国护照和五万美金，让她到她愿意去的国家，并替她保密，她就把名单交出来。她愿意先交出罗觉的地址，让捕房去逮捕，以证明她所说的话是真实的。
中央在上海设有一个秘密机关，专门负责联络和安置南昌暴动后从各处转道来的同志。主持这个机关的是一位留俄学生何家兴和他的老婆贺芝华。贺芝华曾随朱德去过德国，后改嫁何家兴，会说德语、英语，经过证实，那个告密的女人就是她。
贺芝华与租界总捕房达成协议后，总捕房通知戈登路巡捕房随时准备出动。按照约定，罗觉一旦出现，贺芝华夫妇就派做饭的阿姨送信给站在路口的侦探。捕房的洋捕头洛克一接到消息，立即带队出动，轻松逮捕了罗觉。
洛克将罗觉带走后，在屋里又留了几个特务。丁久这天正好要到罗觉那里，他推门进去，一看形势不对，立刻退出门外。但楼梯已有特务把守，他向三楼屋顶退去，特务们追上来，在屋顶展开了搏斗。退到最后，丁久从阳台上摔了下去。
情报既已查实，中央决定尽快夺回贺芝华手中的名单，并消灭这个告密的“口”。红队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