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目前经济实力还比较薄弱，城市的经济才刚刚起步，大量的人拥入城市，给城市带来重负。农民放弃农业，却又无力去经营其他行业。必然使一部分人走向困境。这是喜忧参半的农村劳力“农转非”的结局。
户口毕竟不是商品，它只是一种行政管理手段。大量的农村人口，离土离乡，迅速向城市转移，对农村的发展不利，对城市的压力有增无减，后患无穷！
人走了，土地荒芜，饥饿的土地在呼唤！
眼下，由于中国的经济结构，城乡的传统格局，大量的劳动力转入城市，是难以适应的。让责任田任其撂荒，可以出现拣了芝麻、丢了西瓜的局面。俗话说，人哄地皮，地哄肚皮。
务农，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古人十分器重，称之为“本”。《管子·枢言》篇中写道：“慎贵在举贤，慎民在置官，慎富在务地。”
种地，是历代文人墨客、官府圣贤无不器重的事业。以农为本，以农为生，决不可本末倒置。
明天，谁来种地
春节刚过，我去火车站接一位客人。车站人海如潮，候车室、入口处、出口处都挤得水泄不通。我好不容易挤到出口处，忽然，一股人潮将我推出三四米远。我正在抹去头上的汗水，广播里传来一则消息：３０２次列车晚点４个小时。我无可奈何地退到门外广场上，想找个空旷的地方喘口气。可哪能呢？这几天，正是春运高峰，民工潮涨，纷纷外出打工。
在黑压压的人群里，有一对青年男女，男的背着木箱，女的扛着被盖卷，还带着个倒大不小的男孩。他们焦急地望着向入口处拥去的人流。
我闲着无事，便凑过去和他们摆龙门阵。
“喂，你们是一家子吗？”
“对呀，是一家子。”
“上哪去？”
“南方。”
“干什么？”
“打工呗！”
“打工还带着孩子？”
“嗯呀，大人都走了，孩子无处放，只好带着啰！”
“打工能赚到钱吗？”
“嗯，难说呀！”
“你们一家子跑那么远，没有把握能成吗？”
“碰运气嘛！”
“没有把握，为啥外出呢？”
“有啥办法，我们川北人这些年日子很艰辛。人穷，收入少，顾了上头，顾不了下头，顾了老人，顾不了孩子，想出去闯闯”
男青年瞥了我一眼。他见我关切他们的南行，便坐下来和我拉起家常。可提到农村的艰辛，他说不下去了。我也只好收住话题。
不多时，他们一家走了，挤进人群。从那青年清瘦的脸庞上，可以看出清平的生活给他们带来的忧思和不安。
近几年，大批耕地占而不用，仅仅是一部分。还有广大农村，农民热恋土地的意识与情感在淡化、冷漠，许多人不愿种地。纷纷背井离乡，四处飘荡，赚钱谋生。
明日，小郑也要去南方打工。时过午夜，他还没入睡，一会儿开灯，一会儿看表，生怕误了上火车的时间。
刚进入“而立”之年的小郑，个头不高，人挺老实，干啥事都显得有精神、灵透、利索。
他家住大巴山区。贫困与落后如同瘟疫，多少年都一直罩在农民的身上。
他家人多，母亲生了七八个“和尚”，早些年搞集体化，供不起、养不活，大哥、二哥都抱给了别人。他真幸运，父亲看他从小有出息便留在身边，还进了学堂，念了初中。
读了初中又怎么样呢？务农吧，他的体力不济。找工作吗，没有三朋四友帮忙，没有“靠山”难呀！
小郑的性格比较内向，弟弟还小，爸爸妈妈已进入暮年。他很苦闷，不时为自己的出路担忧。１９８５年，他有一位亲戚在城市工作，为他说情，好不容易才让他在一家私营小厂谋了份打工的活。当学徒，每月薪水七八十元，只够糊口。那老板看他听使唤，又写得一笔好字，便叫他学做帐，干点文秘一类的事。
一干五六年，人已经进入了婚龄，山区来的“打工仔”，在城里找对象是绝对不可能的。只好回老家娶媳妇，“农二哥”找“农二哥”。人常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农民爱农民。夫妻恩爱，不久生下一个小子。从此，小郑举步维艰，挣那几个钱，养活不了三口之家呀！他只好又回到老家种地。
种地就种地吧，为什么他现在又要去南方呢？
他出发的那一天，我正巧碰上了他一行三人起程上路。对他们外出打工，远离家乡，有何想法，我想弄个究竟，于是便和他摆谈起来。
他苦涩地笑道：“我们家乡有种说法‘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农民是很重感情的，自己家再穷，也是爱惜的。谁想随便离开家乡，到处游荡呢？唉，记者同志，这，这是不得已了。”
话题还没拉开，他的脸上已经露出了几分惆怅和不安。
“看来你是不想离开家门了。”我疑惑。
他把三岁的儿子递给妻子，继续前面的话题。
“怎么说呢？想吧，不想吧，为了生活，都得要离开，去找几个钱呀！”他眼圈红了，泪水已在眼内滚动着。
“你家不是有土地吗？就在家种地，安居乐业。你何苦带上全家去奔波呢？”
“种地，养活不了一家人呀！山旯旮，自然条件糟，天又不开眼，投入大，一年忙到底，连裤衩也穿不上。
“你就是有劳力，土地面积每人只有一亩，许多‘土政策’把你捆得死死的。自从１９８２年土地承包后，１０多年不变，‘死不收，生不补’，原先我只分了一亩地，幸亏，两个弟弟外出打工，把他们那两份地让给我一家种。我们搞了三年，越搞越糊涂种子、化肥、农药、地膜太贵了，投入大，除了锅巴没有饭，农民种地没油水。”
他扳起手指像背诵一段古老的故事。他说，他种了三年地，吃了三年苦，背上手上脱去了几层皮，也没搞出点名堂。
他还说，我如果摆给城里人听，也许城里人不会同情我们的，你们根本就不知道和土地打交道是个啥滋味儿。我不是自吹，在我这般大的青年中，我算会种地的了。可天不凑巧，再加上乡村干部还抱着６０年代那样叫人伤心的管理作风，更叫人难受了。
政府叫农村搞“指导性”生产。我们那里还搞老一套：“指令性”、“强迫风”，弄得农民左也不是，右也不是。
他气呼呼的，两眼鼓得圆圆的，脸上的微笑消失了，随之露出的是悲哀。
他说，农民想的是自由劳动，自由种植，现在我们山里哪有可能呢？“山高皇帝远”，许多政策传到下面走了样，干部把农民当作木头脑壳。该种什么，不种什么，全由不得你，要听他们摆弄。
我吃惊地岔开他的话题，问道：“哦，现在还搞那一套呀，都啥年代了。”
“怎么不搞？搞一次，败一次，他们不去听农民的呼声，主观臆断。到头来，倒霉的是农民”
他忽然收住话题，仿佛想起了什么。
“我回去的头一年。据说省里某领导说我们县穷，批了红头子（文件），决定兴办烟厂。头头得了尚方宝剑，要我们大种烤烟。
“他们脑子发烧，动员全县农民大种烟叶，有人不愿意，他们便搞摊派。当然啰，大多数人听说种烟草可以赚钱，农民求之不得，拼死拼活也得种呀！
“嘿，谁知道，办烟厂没经过中央，说是办黑厂，北京来人给查封了。办与不办，头儿们嘴一张就行了，却苦了农民，烤烟没人要，农民哭的哭，闹的闹，烟叶那玩艺儿，人吃不了，猪也喂不得，只好往河里倒。你说叫人伤不伤心呀！”
“嘿，真是瞎胡闹。”我十分气愤。
“胡闹？嗯，还有更扯蛋的事嘞！种烤烟失败了，看到市场上的海椒很起价，干部强迫大家种海椒。说他们的心是好么，可就没个脑筋。你想嘛，海椒能当饭吃吗？那一年家家户户都种，结果海椒又滥市，红红的海椒又大又鲜，几角钱一斤都没人要，农民们喊天天不应，骂娘也没用。”
我拍了一下小郑的肩膀，怂恿地说：“小伙子，对干部的瞎指挥，怎么不起来反对呢？就这样俯首贴耳吗？”
“反对？他们总爱亮王牌，下任务的时候，把省委、县委的领导通通抬出来吓唬你。农民纯朴，敢不听吗？”
他还细算了几笔种田的帐。他家种了３亩地（其中一半是田），一年产３０００多斤粮。一亩地一年两季的开支约４００元，１０００斤粮，只能卖五六百元钱，三加二减五，所剩无几了。３年中，他家的收入，除了口粮，平时买点油盐酱醋外，连衣服都没做几件。春节后，他告别年迈的双亲，决定带领老婆孩子，南下广东，帮一家养猪专业户养猪喂鸭。
我们谈论了一个多小时，他的上车时间到了。
我目送这一家子。他们风尘仆仆，南行的身影仿佛在告诉人们：农民在艰难地生活着，奋斗着。我不禁为他们大声呼喊：中国农民何日才能富起来？何日才能安居乐业呢？
更使我不安的是，他说他们家乡青壮年、强劳力都外出打工去了，余下种地的只是“三八六○”部队（“三八”即妇女，“六○”是指年已花甲的老人）。有能耐的，劳力强的都扎不下根来搞农业。耕地有的荒了，有的虽然种了庄稼，可无人去管，“草盛豆苗稀”，收成孬，农民叫它“暗荒”。小郑一家走了，３亩地没人接手，也只好让它长野草。
千百年来，土地一直是农民的命根子。他们依赖土地养家糊口，繁衍生息，视土如命。过去一些人曾为了生存，为一块零星地，一段田埂，或一片荒坡，你争我夺，甚至大动干戈，“寸土必争”，打得头破血流。然而，现在他们纷纷抛弃土地，遗弃家业，远走他乡。
“民工潮”，过去只有“春潮”（春天的），现在逐渐发展成“四季潮”，不分春夏与秋冬，不分农忙与农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