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不用咱们操心了。反正最后杀头枪毙有鬼屌，咱们就只管混，别的跟咱们屁关系也没有。”
那倒也是，这公司是周亚振的，随他去瞎折腾吧，我们照常混我们的日子。
起初，拆迁工作进展顺利，公司旁边的那块地很快就拆成了一片残垣断壁，为此周亚振很高兴。有天中午他喝完酒，趁着酒疯，带领公司干部来视察拆迁工地。他看到几个农民工抡着大鎯头在砸一堵墙，便说：“你们这样干太慢，看我的。”说完他脱掉衬衣，只穿着小背心，猛跑几步，一肩膀撞到了墙上。墙还真让他撞倒了，但他的一边肩膀也像折了翅膀的鸟儿一样，耷拉了好几天。
但是没过多久，工地上就遇到了麻烦，有一户钉子户，死活不让拆。公司派人和那户人家谈了多次，就是谈不拢。那户人家提出的条件太高，公司根本无法接受。一时间拆迁工作陷入了停顿。
一天上午，我上班迟了，一到公司，就发现气氛异样，大家都在兴奋地议论着什么，找人一打听，原来是刚才干部们传达了周总的指示，下午公司全体员工出动，一起去工地拆那户钉子户（本来拆迁全是农民工在干），并且已经通知了那户人家。因为是硬拆，很可能要发生冲突，周总特别强调，无论发生任何事，都要把房子拆掉，不能让这钉子户妨碍了大局。我一听也兴奋起来，这不是要打架吗？
中午，周总在亚龙饭店请公司全体员工吃饭，并进行了战前动员。周总说，大家放开量喝酒，想喝多少喝多少，喝完了就去给我拆房子，男的都要上，女的做支援，有负伤的赶快抬下来送医院，派出所我们也联系好了，有警察来，出了事不要你们负责，打伤了医药费公司全包。你们他妈的不是整天没事可干吗？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今天就到用你们的时候了，是骡子是马给我上场遛遛。好了，就说这么多，干杯。
亚龙饭店今天不对外营业，一桌一桌坐的全是我们公司的人，每人都兴高采烈，像过节一样大吃大喝。席间大家互相劝酒，谈笑风生，但却没有人谈到吃完了去拆房这码事，好像这压根儿不值一提。菜一盘一盘地上，啤酒整捆地从后堂提出来，人人都喝得面红耳赤，可却没有人喝醉，似乎每人心里都明白，吃完了还要去干大事呢。
这顿饭吃了有一个多小时，然后撤了席，大家都没有离开，坐在椅子上等待。这时姜占国从椅子下面拿出两瓶开了盖的啤酒（不知他什么时候放在下面的），对我说：“等下没你的事，你只要提着酒跟在我后面就行了，让我随时都能喝上两口。”我接过啤酒，说：“好的。”潘丽在一旁悄悄对姜占国说：“你当心一点哦。”姜占国说：“没事没事。”
干部们先是派了一个妇女去侦察情况，一会儿那个妇女回来说，他们那里人不多，只有几个小伙子坐在门口。周总站起来说，走，大家便一起走出饭店。到了工地上，女的都站在工地边上不走了，我们男的都随着周总继续向前走。在一块空地上，有个警察跷着二郎腿坐在一把椅子上，周总和他打了个招呼，这肯定就是派出所的警察了，他坐在这里就意味着我们的所有行动都是合法的了。我们来到一间小平房前，只见门前的空地上放着一张小方桌，五个小伙子围坐在方桌边喝茶。这时还是初夏，天气不算太热，可五个小伙子都赤着上身，下面穿着短裤，其中一个小伙子的腰后还醒目地插着一把三角刮刀。见我们来了，这五个小伙子都没有站起来，只是斜眼看着我们。方副总说，我们马上要拆房子，请你们把屋里的东西搬出来，你们要是不搬，我们就自己搬。他们都不说话，也没有人站起来，周总在一旁大喝一声，给我搬。话音刚落，五个小伙子一起站了起来，堵拥在了门口，那个背后插着刀的小伙子说，我今天倒要看看，谁敢进屋。我们这边有几十个人，全都拥到了门口，虽然人多势众，但面对着这几个看样子要玩命的家伙，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双方都横眉瞪眼，一时僵持住了。
但只僵持了很短的时间，姜占国就站到了那个背后插着刀的小伙子面前，低着头（他比他高出了大半个头，也比其他四个小伙子都要高），对他说：“朋友，我看到你背后有刀了，你拔出来捅我一刀怎么样，你他妈的要是有种，就捅我，我站着不动。”那小伙子呆看着姜占国，一声不吭，姜占国没再多啰嗦，伸出两手抓住他的肩膀，往旁边一甩，差点把他甩了个跟头，随后姜占国又东推西推，片刻工夫把挡在门口的其他四个小伙子都推到了一边，后面方副总便领着人拥进屋去。
屋里的家具什物陆陆续续被抬了出来，那五个小伙子有些不知所措地站在一边看着。姜占国没有进屋抬东西，他拍了拍两手，像是觉得无事可干了，走到我的身边，说，让我喝两口。我把酒瓶递给他，他对着瓶口喝起来。
屋里被搬空后，周总两手叉腰，神气活现地指挥着：“你们把梯子搬过来，给我拆房子。”两架长梯子靠到了墙上，方副总领着人爬了上去，接着一块块瓦就被丢了下来，地面腾起一片灰尘。就在这时，那个背后插着刀的小伙子像是突然活了过来，转身朝周总冲了过去，另外那四个小伙子见状，也跟在他身后朝周总冲去。周总身边的人赶紧阻拦他们，彼此开始有些推推搡搡，但场面并不激烈。姜占国仍然喝他的酒，局外人似的在一边看着。很快，那四个小伙子就被我们的人三四个对付一个给围了起来，动弹不得了，只有那个背后插着刀的小伙子，几次差点冲到周总身边。这一来他好像是动了真格的，而另外那四个小伙子更像是摆摆姿态，二来也因为他背后有刀，别人对他颇有忌惮，不敢对他怎么样。同时，别人对他的忌惮也助长了他的气焰，他越冲越来劲，张牙舞爪着，仿佛在证明自己绝非等闲之辈。
周总喊道：“姜占国，你过来，快过来。”姜占国把酒瓶递给我，走了过去。他站到周总身前，别人不再费力地拦那个背后插着刀的小伙子了，让他冲过来，他一见姜占国立在他面前，顿时泄了气，也不张牙舞爪了，毫无反抗地任姜占国把他抓住，像扔口袋一样扔到一边，然后他似乎是为了找回一点面子，又死皮赖脸地贴上来，再被姜占国扔出去，就这样贴上来扔出去，贴上来扔出去，小孩子做游戏一般。
第二天在全公司大会上，周总当众表扬姜占国：“姜占国是条汉子，不像你们有些人，平时嘴上能得不行，动真的就松了。”
周亚振尽管整天蠢话连篇，但这一次他说得对。同时我也明白了姜占国为什么能在公司里混到今天。周亚振不是白痴，他知道紧要关头他能依靠谁。
那天晚上在何冰家，听她说了姜占国的事。
姜占国的死让我感到极度震惊。而且让我万万想不到的是，他竟是死于酒后陪朋友到泳浴中心游泳。他酒喝多了，呛了水，无声无息地沉到了池底，当被人发现捞上来时，已停止了呼吸。
认识赵宝康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
认识赵宝康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确切的时间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是在张超的老婆去世的时候。
我们几个朋友约好了一起去张超家吊唁。进了门，只见屋里坐了不少人，一个个都面无表情，张超也没说什么，只是很忧伤地冲我们点了点头。这时一个二十七八岁的男人过来招呼我们，让我们坐，给我们倒茶，俨然一副主人的模样。他长着高颧骨，三角眼，理着光头（但已长出了一些头发茬子），他的头型很不规整，两头小中间大，而且还这里凸一块那里凹一块的，像一个没长好的山芋。我们虽然和张超是老朋友了，但以前都没有见过这个男人，自然而然地以为他是张超家的什么亲戚，来帮着张超料理丧事的。一般人家办丧事，总会有一个比较能干的亲戚出面张罗的，这是常理。我们详细地询问张超他老婆具体是什么时间去世的，去世前的情景又是怎样，仿佛这对我们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张超老婆的相片已经加了黑框挂到了墙上，相片中的人面带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像是在饶有兴致地注视着我们这些家伙的拙劣表演。她得的是癌症，去世的时候刚过三十岁，这的确让人感到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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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和张超说话的时候，外面又陆陆续续来了一些人，那个刚才招呼我们的男人又去招呼他们，屋里人太多，连坐的地方都没有了，那个男人又麻利地把一些人安排到里屋的床上去坐，腾出椅子让另一些人坐。他还把张超拉到一边，低声商量着什么，张超点着头，说你看着办吧。我们又坐了一会儿，问了张超追悼会什么时候开，就离开了。
在火葬场开追悼会那天，我们又见到了那个男人，跑前跑后的，给大家发黑纱，租花圈，布置灵堂，收我们出的份子钱，忙得不亦乐乎。我们都觉得张超的这个亲戚挺能干的，虽说人长得确实有点古里古怪，尤其是那颗没长好的山芋脑袋，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追悼会过后几天，我们去张超家看望他，没想到又碰上了那个山芋脑袋，而且看情形他就住在张超家里。这次张超给我们做了介绍：“赵宝康，我的小学同学。”啊，原来他不是张超家的亲戚。那他为什么会如此热心地给张超张罗丧事呢？一个小学同学有这个必要吗？或者他和张超还有什么别的关系，否则这事可是有点不太合乎常情了。但是，据张超以后对我们所说，他们除了是小学同学之外，的确什么关系也没有了。
张超小时候随父母亲下放洪泽，先是在农村，后来政策放宽，他们一家又进了县城，张超就是在县城读小学的时候和赵宝康成为同学的。两人一度还是同桌，关系也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