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与求索 作者:李乾- 第3部分

当我们——从毛泽东时代过来的青年——读到上述陀氏的文字时，记忆中就会有各种熟悉的革命思想浮现。显然，在陀氏所处的时代，这种“病菌”的传染，依托的正是这样一种不公正的社会现实。这与毛泽东的青年时代，所面对的阶级的不平等和贫富差距的悬殊；在文革时代人们所面临的“新阶级”的问题，即使不完全相似，其“病灶”却是共同的。那么，以什么方式，由什么人主宰，来改变这种社会现实呢？陀氏笔下的犯罪主人公认为，这个主宰应该就是他们这些“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超人”。而杀人，则是“一劳永逸”的改造方式。

“世界上有很多伟人都是刽子手……他是因为要推动历史所以要杀人，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平民百姓，就说你是一个杀人犯，所以，你要作为伟人的话，你不能在乎杀个人，这是无所谓的。”暴力是革命的“接生婆”；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毛泽东以他领导的第一场革命的成功，为下一代早已竖起了榜样。在他领导的第二场革命中，他又故伎重演。现已知道，不是别人，正是他老人家关于“天下大乱”、“武装左派”、“群众专政”的思想，直接推动了文革的血腥武斗。在武汉事件上，他甚至是第一推手：“这些口号的提出，并不是如后来在清算造反派时所说的是无政府主义的产物。恰恰相反，这个提法和设想正是出自伟大领袖毛主席，正是他老人家在1967年8月给江青的一封信中提出来的。在此前的7月18日，毛泽东在东湖对周总理、王力、谢富治、陈再道、钟汉华等人就说过：‘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毛主席当时还夸奖了在红水院修建的武装工事，并一再要去参观。正是在这种社会氛围下，当时的造反派都有些头脑发热，以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都是在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因此在那种热昏状态下做出了许多荒谬的决断，12。5　事件应该说正是其中之一。”（原武汉钢二司常委谢保安）

显然，“革命与犯罪”、“教唆犯”——这些典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问题，再次被《迷》书提了出来，成为了一代“炮灰”对文革灾难不公正审判的有力诘问。它比之《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厨子对伊凡大胆的质问并做出指控而言，虽然声音微弱，陈述隐晦，但读者依然可以清晰地把握。



“罪犯”与“精英”


《罪与罚》中杀人的大学生，《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教唆犯”与中国“牛仔”毛泽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与尼采及其“超人”哲学有些瓜葛。“超人”这个概念，与红色辞典中的“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与现代社会学中的“精英”，其内涵是相同相通并可以交换使用而不会被误解的一类概念。而《迷》书，也恰到好处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在正常情况下，精英与罪犯并不具有特别的联系。但是，精英的确有一点比普通人易于走近犯罪的“优势”，那就是他们的自以为是。首先，他们自以为身份高于常人，就可以安排别人的命运，高估自己的权力，以至于侵害别人的权利；其次，他们自以为出以公心，或者是为某种理想而活着，因此从品质上优于一般人，并对普通人怀有道德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会将一切世俗的计算、胆怯和自私的犹豫视为落后，从使自己蔑视常识，脱离常轨，以至于泯灭常情；第三，他们认定一切远大的考虑，均不是老百姓所能领会，却又是必须以牺牲普通人眼前利益为代价的，所以一般地较容易采取“愚民政策”。如孔子所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若不从，则施以种种“策略”（其实就是诡计和手段）裹胁之……这样，“精英”和“超人”们就一步步为自己要么建立功勋，要么铸成大错铺平了道路。其最终的结果，不为大英雄，即为大盗。

另一个问题是，精英由于处于社会道德权威金字塔的顶端，与处于权力顶端的统治者一样，其行为和话语具有示范效益，一旦实施便会出现放大效应。孔子所谓“君子德风，小人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描述的就是这种情势。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武装左派”是毛泽东说的，但“要文斗，不要武斗”也是他说的。对于他老人家来说，这只是一转念的事情，但也就是在这“一念之差”间，人间已哀鸿遍野，血流成河！而当他老人家以他的后一句话，轻飘地拂去自身的罪责时，人间的罪孽已经铸成了不堪回首的历史。在这个历史中，无数家庭应声破碎，无数人的命运轻而易举地被灾难性地改写！简言之，正是这类“超人”，可以行上帝之善，亦可为魔鬼之恶。不受制约与监督的“超人—精英”，其“犯罪”的几率、严重性，以及触犯复杂结构罪行的可能性，比凡人要大得多。这后者，就包括现代的“造反”与“革命”。

在《迷》书中，作者显示，他对于审案人员骂他是“法西斯”非常反感，而且长期耿耿于怀。但是，如果不存成见地看问题，就个体而言，那些“法西斯分子”和同情法西斯的分子，很多可能就是社会中的“精英”。他们不仅有纯粹的雅利安血统（种族主义对于血统问题的执着，与赌马和宠物豢养者相似），挺拔的身材，纯澈的目光，而且很可能具有较高的智商和理性（德意志民族是世界公认最理性的民族）。他们充满理想主义的狂热，具有高度的团队精神，随时准备自我牺牲……有的，甚至是名望极高的上流社会人物（如兴登堡、海德格尔）。但这些精英一旦被组织到一个“邪恶”的事业中去的时候，他们的危害，比“小流氓”的能量自然就不可同日而语。试想，那些同样是毛泽东时代过来的人，为什么有些犯罪？有些却能够不犯罪？除了各种偶然因素外，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担当倾向，不能不说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同样显然的是，“精英意识”是一把利害相交的双刃剑。从《迷》书主人公在服刑的逆境中仍能保持人格的尊严，并在艰苦的劳动中有所创新，所到之处无不成为引人注目的对象这些经历来看，说他是“人中精英”，大概是可以的。由于有天赋的才能，受教育环境的优越，自身的努力又获得显著的成绩，他对于周围的人——从自己的对立派到狱中的犯人——的确具有某种精神上的优越感，身份上的居高临下姿态。这种优越感与姿态，支撑了他杀人时的胆气，也支撑了他沦入炼狱后做人的尊严，使之在逆境中不甘沉沦。

笔者曾经想在《迷》书中寻找，作者在作品中后期表现出的“博爱”和“悲悯”，是否出自他对某种宗教的研习。但寻找的结果是发现，他对于诸多宗教问题的态度——与许多从“现代迷信”中走出的同代人一样——具有“异教徒”的特点。他拜服于自然和历史的力量，却从未向人、人造之物及其延伸，发生过膜拜的感情。那么，他的宗教式的“博爱”和“悲悯”情怀究竟来自何方？这也许已经涉及到东方佛教最本质的问题。而作者能够依靠自己的能力完成一种向佛教徒过渡的里程，除了东方哲学所强调的“实践”（也就是“修炼”）外，也许，他身上那种始终没有泯灭的“心气儿”——一种精英意识——就是答案的所在？



美好蓝图为什么会造就“人间地狱”？


我注意到，《迷》书作者在犯案过程的陈述中，也强调了民主讨论的程序，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主授权”。因为民主授权所给予的权力，一定是有行使范围和外部界限的。这个界限就是“授权人群范围之内的事务”（譬如红旗中学内部的保卫事务）。外敌攻进了该校，受权者或许有权力以牙还牙。但外敌在该校域外损害了该校同学、及其家庭利益，危害了其安全，虽然也属该校事务的延伸，但在法治时代与法治社会，这并未使受权者的权力产生相应的无限延伸。此时，他只能诉诸产生于更大范围的更高权力的裁夺。

“911”事件后，美国做出“反恐”的行动，是天经地义的。但这种“反恐”一旦越出本土，变为一种世界范围的战争时，它就自然地面对“法理权限”的诘问了。同理，一场“圣战”只要越出了一定范围，就会变成“无义战”。从春秋时期的“国仗”，到文革时期的“派仗”，历史地看，它们在开始时都是有具体的理由的，但战争又使“报复”成为必然，报复必令战争升级。如此冤冤相报，势必偏离大多数人期望的生活，同时也违背战争发动者的初衷，最终把“为人类”的战争变成了“反人类”的战争，变成人类的自相残害。“国仗”与“派仗”如此，种族之间的战争也是如此。以“二战”爆发前的德国周边情势论，我们不能说，犹太人中间就没有恶棍；也不能说犹太教义自称本民族乃上帝“唯一的选民”和“犹太人必将统一世界”的信念，对周边的民族，周边的文化心理不构成威胁。但如果把个体的犯罪或不义当作一个民族的邪恶，把一种潜在威胁视为迫在眉睫的危险，并且想“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那么逻辑的结论必然是灾难性的。

时至今日，在许多德国人的心目中，那场使地球人类生灵涂炭的战争，仍然是他们民族发展速度最快，最扬眉吐气，人们精神最纯洁，目标最一致的时期。因而仍是令这个民族内心深处缅怀的时期，这与世界其他民族的看法，难道不是天壤之别？！这种情结，在日本民族中也同样存在。由此可见，对于人类灾难历史的反思，对于当事者来说，是一个多么复杂、艰难与沉重的话题。阶级的战争也是如此。本来，无论是地主、资本家还是走资派、反动权威，可能都有绝对值得批判或惩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