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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3月15日，上海古今图书局出版弥洒社编辑的《弥洒》文艺月刊， 主要成员有胡山源、钱江春、赵祖康、陈德征。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 二集序》中谈到弥洒社时，提到了胡山源和陈德征的名字。关于陈德征的得罪 蒋介石，胡山源也采用了道听途说的“据说”：“陈德征在上海‘红得发紫’。 ……有一天，南京来电报召他进京。他兴匆匆地去了。不料一到‘国府’，蒋却 并没有见他，而是请他住到一个‘特别招待所’里软禁起来。如是者，一去三年 之久。……后来据陈德征自己说：大约三年后，吴稚晖来看他，邀他去街上走 走。他三年来第一次走到街上。过了一会，吴稚晖对他说：‘你不用回到现在的 住所了，回上海去吧。’就此他恢复了自由。”
1949年之后，自称是“没有出息的温情主义者”的胡山源，考虑到陈德征 “没有当汉奸，还有些人气”，曾经写信请对方吃饭。“以后，我不在上海，就没 有往来过。肃反和各种运动期间，都听到他一些消息，有的说他在什么地方 ‘劳改’。不知其详。”
陈德征是国民党夺取政权的急先锋，同时也是清除异党人士并且钳制自 由言论的人权杀手。1929年3月26日，上海报刊公开披露陈德征在国民党“三 全大会”上提交《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的消息，引起胡适强烈反对。陈德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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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写作一首标题为《“胡说”》的打油诗，刊登在他自己主编的《民国日报》上： “违反总理遗教，便是违反法律。违反法律，便要处以国法，这是一定的道理，不 容胡说博士来胡说的。”
当时与陈德征一同围剿胡适的，还有胡汉民、吴稚晖、杨杏佛等党国要人， 他们的相关言论其实并不比陈德征高明多少。早年留学日本的胡汉民几乎把 全部精力用在了搞女人与搞政治方面，他的正式学历及知识素养只能比陈德 征低而不可能比陈德征高。
三、陈德征与陈星弼
在九三学社的官方网站中，刊载有陈星弼的传记材料，其中介绍说：陈星 弼〖1931年1月28日一；），出生于上海。微电子学家。199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 院士。2001年加人九三学社。陈星弼出生在一个官宦之家，祖籍浙江省浦江县 青塘镇。祖父曾为清朝武举人。父亲陈德征因家庭贫穷靠勤工俭学就读于杭 州之江大学化学系。五四运动时，其父成为杭州学生领袖之一，从此进入政界， 也曾算得一个红人。但不久得罪于蒋介石，被摘了乌纱帽且被软禁。这时陈星 弼出生了，因此取小名为“难儿”。他的父亲陈德征因宦海沉浮之经历，坚持让 他继续读书，直至学到科学技术而为国家做实事为止。再加上他一直进的是 国立中学，包括生活费在内一概公费，因此没有中断学习。
在这份传记材料中，还隐约透露了陈星弼一家在1949年之后的曲折遭遇： 陈星弼1952年从同济大学电机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厦门大学电机系担任助教。 第二年第二次院系调整时转到南京工学院无线电系。1956年党中央号召向科 学进军，他被指定到新成立的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现在的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的 前身；）工作，同时被选送到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进修半导体。由于家庭 出身原因，他始终是受命教书。他认为要教好书，不仅要把所教内容融会贯通， 还要考虑学生如何能最好地接受。因此，他上课时不需讲稿，只带一张像香烟 盒大小的纸，写一点备忘纲要即可。他所教的课程一直深受学生们的欢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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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赞。陈星弼为人正直、坦率，由于不愿随俗加上家庭出身又不好，被一些人认 为清高。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首批打倒，但不久又被解放。1970年国家电视攻 关中被派往工厂支援研制氧化铅摄像管，他得知国外已研制硅靶摄像管，因此 建议研制这种新摄像管并获四机部批准。但是好景不长，刚刚见到图像他就被 点名去五七干校劳动，直至爱人病重才被调回。
1980年，陈星弼被派往美国深造。从这时开始，他进行新型半导体功率器 件的研究。1983年回国，他被选为系主任，不久建立了微电子研究所。在他率 领下，在中国首次研制了 丫01103 了； 1087，101031 ”（：丁，237等器件并开发了 相关技术。
为国家和民族贡献出了一个优秀的儿子的陈德征，在国民党时代的表现 确实称得上是一个应当受到谴责的历史罪人；但是，即便如此也不应该把“莫 须有”的不实之词强加于他。应该说，作为文史学者的余英时、王彬彬等人把 陈德征妖魔化为“连中学也没有毕业”的“都市流氓”，既是对历史事实和历史 人物的不负责任，同时也是对自己所从事的学术职业的不负责任。
石家庄集中营的中共特支
抗曰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偶然读到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四卷 本《日军枪刺下的中国劳工》，其中《石家庄集中营》一书，关于中共党员在石 家庄集中营里从事地下斗争的相关回忆，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文献价值。现 予重新整理，以就教于方家。
一、石家庄集中营前史
石家庄过去叫石门市，是20世纪初在石家庄和休门村的基础上，迅速崛 起的一座新兴城市。抗日战争时期的百团大战、地道战、地雷战的主战场，就 分布在这座城市的周边地区。
在位于石家庄市东南郊的平安公园的最深处，有一座石家庄集中营蒙难 同胞纪念碑。60多年前，这里曾经是侵华日军设立的石门战俘收容所和劳工 教习所，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石家庄集中营。平安公园的人工湖和游泳池，其实 是战俘劳工当年取土烧砖留下的窑坑。附近的环宇电视机厂宿舍区的北门， 曾经是石家庄集中营的北大门。
1938年的初夏，麦苗正在灌浆，青菜正在成长，一队日本侵略兵突然来到 休门村，用铁丝网圈占了几百亩耕地强行施工，不久这里就成了日军的南兵 营。1939年8月，日军第110师团从保定迁往石家庄后，南兵营成为专门关押战 俘劳工的集中营，先后关押过5万多名战俘劳工，约2万人在这里被折磨而死。
#文载《文史精华》，2006年增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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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集中营最初的名称叫战俘收容所，直属日军第110师团司令部和 日军特务组织华北方面军参谋二课“北平六条公馆”领导。1941年，日本关东 军和华北方面军签订协议，把华北的战俘送往伪满洲国充当特殊工人，俘虏 收容所因此演变为石门劳工教习所，所里经常关押的人员，也由原来的100人 左右很快飙升到1000人左右。
1941年6月，为筹办劳工教习所，日军陆续调来一些管理人员，所长先由 日军高级参谋清水大佐担任，后由第110师团的通讯联队部队长依东大佐兼 任。为了以华制华、以俘制俘，日军从被俘人员中挑选战俘干部从事管理工 作，设指导员4人，正副总班长各1人。总班长领导几个小班，各班又设有班 长。令日军当局梦想不到的是，在劳工教习所成立之初的4名指导员中，就有 两名是共产党员：一个叫王铭三，一个叫倪欣野，他们两人在1941年先后被 送人集中营。
王铭三原本是一个孤苦伶仃的孤儿，12岁参加红军，13岁参加共产党，在 军队里被培养成为从事谍报工作和反谍报工作的除奸队员。1940年，16岁的 王铭三在养病期间被日军抓进保定东兵营监狱，日军只知道他是八路军火线 剧社的小社员，不知道他的除奸队员的真实身份。1942年2月20日，受到怀疑 的王铭三，与200名难友一道被送往井陉煤矿当劳工。一个月后，他逃出井陉 煤矿，回到冀中军区。
二、李振军与“六月特支”
李振军，苗族，1920年6月5日生于湖南省凤凰县沱江镇，1937年2月在湖 南省常德市一中秘密人党，随后与同学粟泽沅（后任北京空军后勤部副政 委）等人，拿着该校教师李记今写给毛泽东的介绍信，千里迢迢投奔革命圣 地延安。
1942年6月2日，时任抗大二分校三团政治处宣传股长的李振军，与三团 二大队政治教员朱韬等人，于前往白洋淀寻找部队的途中，在河北省安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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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仁村被俘。他们在安平县日本宪兵队受尽严刑拷打，始终没有暴露真实身 份，其中李振军化名马良，朱韬化名李满贵。在得不到有用情报的情况下，日 军把他们移送到时称“华北劳工教习所”的石家庄集中营。进人集中营的第一 天，他们就与化名王风的抗三团锄奸干事赵秉钧接上了头，并且加人了由赵 秉钧领导的地下组织“六月特支”。
“六月特支”成立于1942年春夏之交，是被捕中共党员在石家庄集中营里 最早成立的抵抗组织。
邱祖明又名邱伟，山东聊城人，1939年2月在八路军129师386旅旅部工作， 同年9月调入冀南第一军区任通讯参谋，后改任侦察参谋。1942年1月4日在河 北大名县被捕，先被关押在南乐县。日军情报人员为了查清邱祖明等人的真 实身份，让小孩子伪装成八路军去接近，审讯时再让这些小孩子出面充当人 证，同时用严刑拷打和恶狗咬人等办法获取口供。在这种情况下，邱祖明暴露 了自己的身份，只是为了避免泄露重要情报，他没有据实供认自己是侦察参 谋，而只承认自己是测绘参谋。在获得日军的信任之后，邱祖明被押送到石家 庄集中营，和另一名共产党员傅充闾一同被分配到处理科，科长当时是王长 根。
1942年4月，王长根被释放回家，由傅充闾接任科长、邱祖明任副科长。这 年5月，日军在“五一”大扫荡中抓捕了大批八路军军政人员，其中级别较高 的有冀南第五地方委员会书记王泊生和冀中某地区区队长徐梦纯。按照邱 祖明的说法：“不知什么原因，王泊�